皇帝虽然说了“这次你绝对不能推辞”，但显然高务实不可能真的毫不推辞，只不过对于实学派党魁的他而言，他也不能和以往的官员似的，表现得好像宁死不受一样。
大明朝的文官嘛，哪能皇帝说封赏你就屁颠屁颠接受呢？大家都是要面子的，而明朝文官要面子的方式比较特殊，甚至可以说扭曲。
比如说皇帝捧你，你必须得坚辞不受，仿佛不如此就是好权爱名、道德败坏；皇帝骂你，你必须得甘之如饴，仿佛不如此就是忠诚不坚、畏难惧谏。
总之，你必须要和正常的人性反着来。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大概是理学的负面影响之一吧——存天理，灭人欲。
然而，高务实作为实学派如今的大宗师之一，此前就提出过一个观点：天理即是人欲。
[注：后世有人说王阳明赞成天理即人欲，这是不恰当的。心学是基于理学出现的，王阳明也很在意天理，只是他认为当时读书人大多知道或者至少大概知道什么是天理，只是不愿意去做。因此，王阳明更重视“致良知”的“致”，主要宣扬知行合一。不过这个问题大概没有读者乐意看，我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
不过，高务实这句话有个前提，即在说“天理即是人欲”之前，需要重新定义什么事“人欲”。或者说，他要为他口中的“人欲”做出一个规范——要区分什么是“人欲”，什么是“兽欲”。
比方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叫人欲，坑蒙拐骗、强取豪夺就叫兽欲；为光宗耀祖而努力读书叫人欲，为升官发财而科举舞弊叫兽欲。
虽然高务实反对当初申时行他们动辄聚众讲学，实际则不过袖手清谈，因此他自己讲学很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发表“学术观点”。只不过，高务实发表“学术观点”不是通过讲学，而是通过在自家报刊上不定期发表文章来施行的。
毫无疑问，高务实不做无意义的事，他在发表学术观点的时候都有明确目标：一来，朝廷如果要影响士林舆论，他就需要拿出一套自己的理论来，而这个理论不能仅仅只是说着好听，还要有执行的可能。
按照高务实施政的策略就能看出，他一贯的态度是“打击少数既得利益者，但重视多数既得利益者”。如果这句话不好理解，那么可以换一句更直白的：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
是的，任何斗争都要讲究这个原则，因为只有团结了大多数，才有能力打击一小撮。否则你自己属于“一小撮”，你拿什么去打击大多数？拿天灵盖吗？
他之所以敢提出“天理即人欲”，就是因为在他将“人欲”和“兽欲”区分开来之后，大多数人就会站在他这一边。为什么？因为正本清源之后会发现，儒家本来就是一门“入世”思想，而“入世”是要做事的。
摆清高、谈心性，屁都不懂，却谁都敢于批判，偏偏除了批判之外自己屁事不做。这哪是儒家？这是犬儒啊！
高务实这些年发表的“学术观点”不算多，但其中对这种“犬儒主义”批判却不少，而这么做的目的也正是要突出实学派的“务实主义”。如果说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但并没有明确一个人具体应该“行”什么，那么高务实提出的就是实事求是，并且明确指出了该做什么。
该做什么呢？不是泛泛而谈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是“发展生产力”，并且“改革生产关系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生产力”。
换句话说——别瞎逼逼，都给老子去做事，去想办法生产更多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产生问题不可怕，一边出现新问题，一边想办法解决这些新出现的问题。
有人说，中国人想做点事往往需要“托古改制”。是的，托古改制在中国有独特的社会基础，因为中华文明在周公之后，其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去掉了“神灵崇拜”而转为“祖先崇拜”。
尊重客观现实是高务实一贯的行事风格，那么就来托古改制好了。世人皆知他是六首状元，也知道他的本经是《易》，因此他就从《易》开始论述。
他的学术地位已经摆在这儿了，因此别人需要说得玄玄道道的东西他敢于直抵本原——什么是易？
按照高务实直白的观点：“易”就是变化，而《周易》，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世界在不断变化，而你不能改变世界，所以你需要不断改变自己来适应世界的变化。
由此，高务实对《周易》的论述就能浓缩为四个字：变与应变。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高务实对大明的思想理论体系——甚至中国多年来的思想理论体系的一次大颠覆。因为中国古代王朝是没有发展生产力这个思维的，或者也可以说，农业社会本身也很难产生这种思维。
道理并不复杂，农业的进步是很难的，它很难自行产生跨越式的发展。以“耕地”这件事举例：出现个金属犁就是大突破，出现畜力拉犁又是一个大突破，然后呢？然后在犁地这件事上就很难再有新的突破了，因为农业社会能利用来犁地的“力量”巅峰也不过就是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