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历代王朝虽然还是会有一些社会发展中自行发现的新技术，比如这架犁的结构可以优化优化之类，但总体来说发展缓慢。既然如此，社会生产力进步缓慢，生产关系自然也不需要过分调整。
这也是为什么高务实的改革在时人眼中看起来十分激进，但他自己知道其实非常温和的原因。时人觉得激进是因为时人看待世界的目光几乎是恒定不变的，而高务实知道自己十分温和是因为他更习惯于前世的发展速度——几十年时间足以天翻地覆，能从农业国干到世界工业之王。
当然，具体到现在的高务实，他知道自己一个人能力有限，一边要改革，一边要解决改革中必然遇到的问题，所以他也从各个层面给自己“创造盟友”。
拉拢后世人觉得全是废物的勋贵，是因为他知道勋贵有足够的原始资本，而且因为贪欲，他们会支持自己带领他们赚更多的钱——那么，人再废物都没关系，我也不需要你们指挥作战，你们的资本和贪婪就是我可以利用的力量。
而输出学术观点，其实道理也是一样的：“兽欲”不可取，那都是我们儒家孔圣人鄙弃的，我们要做君子，要入世，要取之有道——也就是说，我们士人要努力提高自身水平，然后以合理合法的手段获得回报。
为啥要这么做？因为只有把这种思想灌输给更多人，所谓“士人不经商”这种思想才能真正被颠覆掉——凭什么我读书人就不能经商办厂？我这是在为国为民啊！
我经商能够让北方的百姓吃到南方的便宜蔗糖，能够让南方的百姓骑上北方的宝马良驹，我难道不是为民造福？
我办厂能够让因灾失去土地的民众能来我厂里找份事做，可以养家糊口，不会饿死街头，生产出来的东西又能让更多人生产生活变得便利，我难道不是为民造福？
至于你说我从中赚了钱，当然，我当然赚了钱，可那难道不是我应该赚的，不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正是因为如此，高务实作为这些思想宣传的来源和主要推动者，他既不能直截了当接受皇帝这句话，也不能假惺惺坚辞不受。这里头就要讲究一个度。
“皇上，追我朝先贤，以开国、靖难之大功，受国公之封自无不可，但您可知道，士林民间对于石亨、朱永……却是耻笑至今。
臣受先帝所托而辅佐陛下，至今已三十来年。虽不敢说殚精竭力，但自问全心全意，确有些许微劳。不过，这些都只是旧日之功，皇上并非漏赏。如今臣既无新功，甚至还刚刚遭受弹劾，又岂敢应下这国公之赏？还请皇上收回成命。”
朱翊钧呵呵笑道：“新功嘛，这个不着急。朕日前得沈先生在南京所呈奏疏，言南京宫室破败，难以迎驾，须得整修一番才堪使用。也就是说，南巡一事暂且不急，总得等西征胜利之后才方便……
日新，收复西域乃是你一力主张、一力操办，虽人在中枢，却阁令万方，调配天下。此战一胜，自然是你首功。西域乃我华夏故土，失之数百年之久，今若复之，功何其大？彼时你以此功为凭，莫说封一国公，便是异姓王又有何不可？”
高务实连忙道：“皇上慎言，太祖有祖训，异姓不可封王……”
“朕知道！”朱翊钧打断道：“但你说异姓不可封王……那成祖封也先土干为忠勇王、先帝封俺答为顺义王，却又怎说？难道我汉人异姓是异姓，蒙古异姓反倒不是异姓了？”
啊，这……
高务实一时语塞，想了想道：“这自然还是有所区别。也先土干(不是也先太师)那个忠勇王封之有因，大抵是成祖千金买马骨之意。况且，他这个王水分也大，实际位在侯伯之间——皇上可记得，《实录》中载：‘赐宴，命金忠坐侯之下、伯之上’，可见这忠勇王成色几何。”
朱翊钧摆了摆手：“朕不比你编纂过实录，这些细节朕可记不得。不过，即便不说忠勇王，那顺义王呢？先帝和朕可都没让顺义王‘坐侯之下、伯之上’啊。”
这下高务实可真是找不出礼法上的理由来了，毕竟两代顺义王都没来过京师面圣，他究竟该坐哪个档次的位置，这玩意儿没有客观证明。
但高务实肯定不敢接“异姓王”这个茬，因此马上想到另一个道理：“顺义王也是特例，俺答老王当年乃是带着数千里封疆、十万铁骑内附而受册封的，臣生而为汉臣，岂能与之比拟？”
朱翊钧倒没料到这还能被高务实找出理由来，也不禁语塞片刻，但让高务实万料不到的是，朱翊钧忽然面现思索之色，沉吟道：“你说这话倒也有理，不过……若说带土内附，你其实也是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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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看来你们还是觉得我一个人蛋疼就行了，你们恕不奉陪……好吧好吧，臣接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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