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这话,高务实就有点头皮发麻了,赶紧道:“皇上,爵赏一事不妨迟些再论,当务之急还是先将万历三式火枪定型,此事事关全军战力,也是臣今日在此打靶的缘由。”
朱翊钧诧异道:“你这不是定型了吗?”
原来在皇帝看来,高务实都已经拿着枪在靶场试射过了,而且射击表现优秀,那自然就已经算“定型”了。至于刚才讨价还价那些话,那就只是谈个价钱,不影响枪支本身的定型。
这显然是皇帝没弄清楚高务实主导的新商业模式。现在的商业模式属于需求导向型,也就是先确定了订单,再安排生产。订单没确定之前如果安排生产,万一造出来卖不掉岂不是亏大本?
不要说今天卖不掉可以明天卖,今年卖不掉可以明年卖。这种话属实有些外行了,因为“库存”是会有成本损失的——库房、库管、养护、折旧,哪哪都是成本啊。后世那些大企业为什么疯狂内卷库存周期,就是因为越是大批量生产的产品,库存每减少一天,就会降低很多成本。
而具体到京华,基本上各部门都是“自负盈亏”,兵工这一块虽然比较独特,不是完全自负盈亏,但赚得多也一样是兵工集团向高务实邀功的重要项目,所以即便是高务实自己也必须尊重这一点,不能轻易动了手下人的利益——特别是合理利益。
任何一个集团,无论是企业还是统治集团,存在和发展的时间越久,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手下人利益”。要想这个集团能够长期存在,就必须要有斩断不合理利益的勇气和手段,但也同样要确保合理的利益得到保护,否则这个集团就离死不远了。
原历史上的大明就是死于“手下人利益”从合理到不合理,然后朝廷还斩不断这些不合理利益,最终统治集团的不合理利益严重侵占了普通百姓的合理利益,因此不可能不死。
高务实在国家层面的改革,本质上就是新创造一些合理利益,然后让统治集团把目光转移到这一块新利益之上,慢慢放弃以往的不合理利益,从而缓解社会矛盾。
这不是三年五载就能完成的事,高务实搞了将近三十年,也只是在大权贵阶层基本完成了这一目标,而中小型权贵阶层还只有一小部分开始了这种转型。简单的说就是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是依旧任重道远。
毕竟,海贸的主要获利者还是沿海地区,广大内陆地区的中小型权贵阶层就算愿意接受高务实的引导,他们也属实够不着。这还需要高务实有另外的办法,将他们接入新的经济活动框架里去。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无疑是极其困难的,因为这年头没有火车。举个例子,想把陕西的货物卖到海外,你怎么弄?黄河虽然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它不仅脾气差,运输能力也远逊于南方的长江。
从径流量来说,长江是黄河的15.5倍,这一点在大明时期也差不多。而如果要看两者在后世的运力数据,那就更是离了大谱——相差万倍!长江干线每年的货物通过量是35亿吨,而黄河只有30-60万吨。
这就是为什么京华的内河航运在长江沿线极其发达,以至于江南地区大范围改稻为桑这个过程高务实根本不去干涉——因为湖广的粮食在疯狂扩产,然后转运供应了江南。那么,湖广为什么以前没有疯狂扩产,现在却愿意扩产了呢?当然是因为粮食运得出去了啊!
以往运输,路途中就损耗了大半,最后哪怕能在富庶的江南卖出高价,最后一合计,得嘞,根本没赚几个钱,那谁愿意扩产?现在航运发达了,长江上千帆百舸川流不息,运输成本和运输损耗大幅下降,湖广的粮食卖出去有得赚,当地人不管是地主还是小自耕农都有了强烈的扩产意愿,自然就会去开垦原先觉得不太行的土地,同时进一步精耕细作提升产量。
经济这玩意儿从来都是一环扣一环,而原动力则是利润。江南地区出口繁盛,工业和手工业快速发展,可以从海外贸易中赚取大量白银,但他们因为都去搞了工业和手工业,农业人口急剧下降,就需要从内陆买粮,这就带动了内陆的粮食生产狂潮。
当然,也不仅仅是粮食生产,还有其他原材料产业也是一样。但现在高务实面临的问题就在于长江航线也不是一条完整航线,只有三峡以东才是主航道,三峡以西几乎连接不上。而且,长江支流虽然也大多能够利用,但南方依旧有些省份很难在此之中分一杯羹——比如贵州你怎么弄?甚至福建你都没法弄——好在福建可以靠海吃海。
如果跳出“省域”视角,还会发现诸如湖广南部(这里实际上指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北部等等地区,实际上都是长江与珠江航线难以连通的地区,而这些地区加起来其实也有至少两个省的规模。
总而言之,长江的确是上天赐予中华民族的全球顶级航线,但它也还是有力不能及的地方,需要高务实自己想办法。但实际上,在火车出现之前,高务实也没什么好办法能够真正做到大幅度的降本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