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了和吴峰的通话，郭阳又想到了才离开两天的余洪海。
两人已初步达成了合作投资农业机械装备的意向。
余洪海将以他的维坊谷沃机械有限公司参与投资，但郭阳还没想好具体该采用怎样的经营模式。
他只是看上了余洪海的营销渠道以及他积累的人脉，并不是很想与其合资。
如果能收购就好了，郭阳这样想着。
千头万绪，郭阳第一次感觉到忙不过来。
这两天首都投资公司的总经理杨成也每天都会给他打电话。
“老板，要不要平仓？这半个月上涨得厉害，建议及时获利了解。”
同样的话，郭阳已经听了无数遍，每次也会不厌其烦的让其继续加仓，只要保持保证金的安全比例就行。
但杨成还是会每天汇报一两次。
烦归烦，但好在是幸福的烦恼。
而且外盘期货和注册香港公司的事也已经在逐步的落实了。
回过神来，郭阳看着种子商店里的62点自然能量，想着该定向培育哪些品种。
玉米、小麦、棉花、大豆、辣椒或者是其它的？
这些天苜禾农牧已经陆续开始播种紫花苜蓿，但自然能量获取的速度反而变慢了。
看来等到明年紫花苜蓿灭茬还田前，都很难快速的获取自然能量了。
好在剩余的地应该还能提供几十点，加起来也还有一百二三十点可以用于培育种子。
郭阳大概算了下，20万亩盐碱地的工程改良大概能给他提供两百点出头的自然能量。
平均1000亩获得1点。
普通的紫花苜蓿也有改良土壤环境的作用，再加上生物还田，也许未来一两年也能获得一些自然能量。
但也很难说，毕竟中下层的盐碱土未进行工程改良，盐分很可能通过地下水再次上涌。
只有苜禾1号大规模种上后，20万亩盐碱地改良才能算是告一段落。
总体来说郭阳能接受，这可比自己搭建科研育种体系可省心多了。
那些跨国种企，每年投入十几亿刀的研发费，也远比不上他的育种效率。
而国内的大中小型种企，连续几年，甚至十几年每年投入几百万、上千万、上亿的研发费用，很多时候也难以培育出有价值的品种。
更多的是通过拍卖或者其它形式获得科研院校的植物新品种权转让。
国内种业市场开放之初，就已经出现了千万元级别的大单。
2005年，我国单个水稻新品种的最高转让价——1000万元在金陵产生。
2008年，两优1128被龙平高科以1180万元拍得专属使用权，创下了杂交水稻“标王”纪录。
2010年，首都农作物品种转让权拍卖会上，某家首都的民营企业分别出资500万和700万一举拿下了两个大豆品种的独家生产经营权。
而到2023年时，品种转让价的最高记录被豫省新香的某款小麦品种推高到了1600余万元。
但这些都是极少数的个案，更多的品种是被收藏在了某个种质资源库的不起眼角落，等待着再次启封的那天。
在农业领域，一直存在着科研和产业脱节的问题：农业的科技成果很多，但转化率很低。
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常年不足10%。
绝大多数成果都只是作为一份文件，被锁进了抽屉里。
实验室与大田之间，似乎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以品种权转让为例，除了少数热门品种实现了百万元级别以上的高收益，大部分历经多年选育而成的品种，转让价格不足10万元。
更多的是无人问津。
所以，当种子公司的人挥舞着钞票联系上西北地区各科研院校时，受到了热情的欢迎。
最终种子公司采用买断的方式获得了包括玉米、小麦、油菜、甜椒、辣椒、西红柿、马铃薯、孜然等100余个品种的品种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