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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祥瑞、灵征）。
律历。
地理（郡国、州郡）。
河渠（沟洫）。
食货（平准）。
礼（礼仪、舆服、封禅、郊祀、祭祀）。
乐。
选举。
百官（官氏）。&1t;/pgno319.TxT/pgn>刑法。
兵（营卫、兵卫、仪卫）。
释老。
艺文（经籍）。
刘知几《史通·书志》主张立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杜佑《通典》有九典仅《边防典》为各史之所无。郑樵《通志》有二十略就是《通志》中的典志部分。二十略中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谥、器服、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等是他创立的新目。氏族、都邑、昆虫草木三略是刘知几主张的实现。后来马端临撰《文献通考》有二十四考之目。马氏自称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为《通典》所未有。刘、杜、郑、马所举新目去其重复可取者有氏族、都邑、方物、边防、器服等五个部门和各史志总共有二十个。我们认为对这二十个门类应该加以合并、改造和展新的典志可包含如下的几个门类：一、地理。包含历代皇朝的版图、割据时期各政权的辖境、少数民族的分布、河渠的变迁、重要的都邑、通道的兴修都可以在这里论述。这个部门包含了旧史的地理、河渠、都邑等三志。
二、民族。旧史的民族部分一般是放在列传里写。《通典》的《边防典》和《文献通考》的《四裔考》都包含有民族的部分。我们把民族立为专篇在综述和传记中没有说到的应在这里作具体论述。
三、社会经济。略当于旧史的《食货志》在此应有较多的展。包含农、牧、渔、林、矿、盐、手工业、商业、货币、各种生产技术、土地制度和行会制度等。
四、政治制度。约当于旧史《百官志》。
五、军事制度。约当于旧史《兵志》。
六、法律。约当于旧史的刑罚志。
学术文化包含经学、史学、哲学、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教育等是否在典志中设置专篇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倾向于用传记的形式分别处理而把典志的内容一般限制在制度性的范围。
关于宗教旧史中只有释老志。在内容上现应从制度上作出新的展。
关于礼俗：旧史中的礼志、五行志、舆服志；都有比较丰富的内容应充实民间方面的材料设置专篇。
关于中外关系：旧史中关于中外关系的记载多见于列传中。《通典》的《边防志》和《文献通考》的《四裔考》也有部分材料。这在典志中是一个应开创的篇章。
在典志的编撰过程中不必拘泥于这几个门类的各目但标目还是以比较集中为好不要过于分散。这样可以眉目清楚一些便于读者。
典志的表述有三种传统形式。一种是《史记·平准书》式的完全用作者的语言写出来有事实、有议论。第二种形式是《汉书·地理志》、《艺文志》式的把各种地名、书名列举出来作为基本的形式也附有少量的议论。第三种是《通典》、《文献通考》式的分别汇集许多原始材料把有关前人的议论和作者的意见附于后面这是把材料和议论完全分开的形式。这三种形式各有特点应该是按论述的对象采取适当的形式不能一概而论。
应该指出撰写典志最重要的问题是研究方法上的深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到人口的研究。他说：“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依据马克思的论述可以归结为：先经过“表象的具体”再到“多层次的抽象”最后回到“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这样的研究方法。马克思说这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的正确方法”。并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1这对我们是很有启的研究人口是如此那么研究如此丰富复杂的人类历史客观进程更应该是如此。在史书中考虑设置“典志”部分就是希望切实地朝着从多方面反映人类史这一“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的方向去努力。
我们设想：典志部分的写法要力求体现上述理论指导既要从传统史学中吸收今天用得着的东西又跟前人的写法不同。总括来说典志篇目的设立都是企图从各个社会剖面来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特点都是为体现历史展的整体服务的。有两点是特别紧要的。第一对于经济、政治制度等等不是作为一个制度静体来写而是作为动的即从历史的运动中来写。第二不仅要讲一种制度的展还应该讲制度跟社会展的关系。
传记人物群象历史的展毕竟是人们活动的结果。在史书里看见了历史人物的群象就愈益感到历史的丰富性。离开了人也就谈不上历史。旧史大量地写人物传记其所持的观点是有错误的但对写人物传记的重视却是可取的。近几十年人们重视摸索社会展规律在史书撰述中努力阐述历史的规律性这是史学工作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对于这一点我们还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下去。但在另一方面在断代史和通史的撰述中都忽视了人物传记的编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点。现在我们还应该写传记本书自第三卷以下都要给传记以较多篇幅。
历史是遵循着必然的规律前进的。人的作用不能改变规律但能影响历史展的度和状况。十八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向亚洲扩张同是东方国家有的沦为殖民地中国则沦为半殖民地日本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此后日本又由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展走上侵略邻国的道路最终成为战败国。而中国在**的领导下站立起来建立了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史上项羽和刘邦都以反秦起家而项羽以优势兵力反而与江东八千子弟同归于尽。刘邦以劣势兵力却最后夺得了皇位。三国时期诸葛亮以一身系蜀汉之安危。南宋时期一个岳飞一个秦桧他们在权位上的得失深刻影响宋金间的军事局势。像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很能表明人在历史的具体行程中所起的作用。
人的作用包括人民群众的作用也包括领导人物、代表性人物的个人作用。斯大林有一篇著名的谈话他跟德国作家路德维希（emi1Luig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o3页。
1881—1948）谈到个人的作用问题。路德维希问斯大林：“你不认为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你的见解之间是有矛盾的吗？”斯大林说：“不这里没有矛盾。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否认卓越人物的作用或者说一点也不否认人们创造历史。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其他著作中你可以找到正是人们创造历史的话。可是人们当然不是凭什么幻想不是随心所欲地来创造历史的。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们诞生的时候就已具备的一定的现成条件。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有一些价值。如果他们不认识这些条件而想凭自己的幻想去改变这些条件那末他们这些人就会陷于唐·吉诃德的境地。因此正是根据马克思的看法决不应该把人和条件对立起来。正是人们创造历史但是只有当他们正确地认识他们所碰到的现成条件的时候只有当他们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的时候他们才能创造历史。”
路德维希讲到他上大学时许多自称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信徒的德国教授宣传说马克思主义否认英雄人物的作用。斯大林说：“这是些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的人。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认过英雄的作用。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作用是相当大的但是要有我刚才所讲的那些附带条件。”
斯大林还谈到彼得大帝和列宁。他说：“彼得大帝为了提高地主阶级和展新兴商人阶级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彼得为了建立并巩固地主和商人的民族国家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同时也应该说提高地主阶级帮助新兴商人阶级和巩固这两个阶级的民族国家都是靠残酷地剥削农奴来进行的。”又说：“至于列宁和彼得大帝那末彼得大帝是沧海一粟而列宁是整个大海。”1斯大林在这里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待历史人物的正确态度：要肯定历史人物在一定时期的作用和贡献同时也要指出他所受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以上说个人的历史作用也为的是要说明编写人物传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这只说了问题的一面。问题还有需要说明的另一面这就是：历史人物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他们身上不能不反映某些时代的特点。正面的人物会反映某些新生力量的时代特点反面的人物反映某些保守的以至反动的时代特点同时他们都还会反映他们的具体环境中的某些特点。编写人物传记既要在传记中写出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还要写出他们身上所反映的时代特点。我们要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看人物同时还要从人物身上看时代。中国历史上有政治家、军事家、理财家有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宗教家、教育家有文学家、艺术家有优秀的医师、技师、工程师有杰出的群众领袖、妇女领袖和英雄人物。我们不是把这些人物写得越多越好而是要有选择、有主次地去写。有的人物在当时的历史地位是一种情况随着历史的展他的地位就会有变化。所以写传记不只要熟悉传主所生活的时代历史的全貌有时还须有通史的见识。简单地专就某人的事迹写他的传记是不会成功的。
有人担心写传记不能不依靠旧有的资料这样就只能是资料的组合甚至是对旧日传记的今译。还有人认为无论我们写得怎样好比不上司马迁。这些意见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但未免过于片面。我们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有我们观察人物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同样的材料我们可以与古人有不同的理解也可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可以写出不同于古人的传记。比起司马迁来我们有难于赶上他的地方也有可以过他的地方。因为时代距离的不同他对于某些人物比我们熟悉一些。他的文学水平也可能高些写的就生动些。但有时距离的时代远了些可能比距离近的看得更全面些。文学水平的高低确实对读者的吸引力起很大作用但理解的深刻性也具有另一种性质的吸引力。当然我们也应当注意表述上的生动这一点在本章第三节还要论述。
“通”的要求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种体裁可以配合起来必要时也可以参用别种体裁。如果写得好就可能多层次地反映历史展的进程也可能既反映了历史的规律性又反映了历史的丰富性。但要写得好就需要在“通”字上下工夫。
“通”的观点在中国史学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关于“通”的主张可分为两派。一派以司马迁为代表一派以郑樵为代表。司马迁著《史记》要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通古今之变”是这三句话的核心。“究天人之际”是要从天人关系上解释古今之变写成一部有独具特色的史书。历史本来是不断展变化的。无论谁来写历史都躲不开这个“变”字。司马迁的贡献不止在于写出“变”更在于写出“通”。“通”是“稽其成败兴亡之理”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是“述往事思来者”。他不止是在编撰形式上的通他是要探索历史展的道理并且与历史的未来联系起来。后来杜佑著《通典》是从典章制度方面要通古今之变的专书。他相信这书可以“施于有政”。也是要与现实联系起来的。明清之际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都有“通古今之变”的遗风可惜都没有写成通古今之变的通史。
郑樵是以推崇通史著称的。他所谓“通”总是和“会”字并举称作“会通”。“会”是大量汇集历史文献加以编排。“通”是记载不同朝代前后相续、不断代为书。他用这个标准去称赞孔子和司马迁。他说孔子“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说司马迁“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郑樵的学术兴趣是知识性的重点在文献学方面跟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有很大的区别。后来马端临撰《文献通考》这是一部关于典章制度的巨制材料丰富也有一些见解。但总的说来他的兴趣也是在知识性方面在文献资料搜集、整理方面。他在总序中说：“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然则考制度、审宪草博闻而强识之固通儒事也。”“博闻强识”就是他编撰《文献通考》的宗旨。《通考》的形式与《通志》不同而治学的路子是接近的。郑、马的路子对于后来史学界的影响可能比司马迁、杜佑还要大些。
我们撰写史书对于“通”的要求要吸取两派的长处；更重要的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工作。我们赞成搜集丰富的文献资料但不能停止在资料上要通过对资料的研究上升到理论化的高度。我们赞成通史的编写形式但我们要求的是全书各部分之间的脉络贯通。我们不赞成把通史看成断代史的拼凑但我们主张认真研究每一时期的历史研究各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诸因素间的关系包含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相互之间、各民族相互之间的关系也要研究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包含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中国与外国的往来和经济、文化的交流。我们赞成通古今之变但要透过历史现象揭示历史本质要于历史沿革流变之中探索历史的展规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我们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保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如《**宣言》论述阶级斗争的历史《资本论》论述劳役地租到货币地租的历史由简单协作到大工业的历史《论国家》和《国家与革命》论述国家的历史都具有通史的性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吕氏春秋》有《精通》篇。篇中列举了养由基、伯乐、宋国庖丁、钟子期的故事。养由基是一个善射的人。他最初先以箭射石后来功夫到了能箭穿鸟羽。伯乐是一个善相马的人。他初学相马的时候十分专心时时想着的都是马。宋国庖丁善解牛当他初学解牛的时候看见的是整个的牛不知怎样下刀。后来他解牛的本领展到得心应手眼里就不再是一个无从下刀的整牛了。钟子期善于音乐他能从乐声中辨出奏乐人的情绪。有一夜他听人鼓琴觉得鼓琴人有悲哀的情绪经过询问果然如此。这些事例说明了养由基等人由于勤学苦练而达到技艺精通的地步。我们要把中国历史写好也要有古人这种力求精通的精神。
第三节历史文学史学和文学没有文就没有史。研究历史的成果总得表现在文字上。人们既要下大功夫对历史客观进程探索了解又要见于文章使人看懂。我们所要表述的不是机械不是技术而是生动丰富的人类史。要把这一客观过程写出来决不是容易的事。所以我们还要下功夫讲求文字表述的方法。这也是个群众观点问题史学工作者要为全民族的大众服务对更多的读者负责提供群众爱读的历史著作。
历史文学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指用历史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如历史、历史剧本。另一个意思是指真实历史的文字表述这可包含一般的文字表述和有高度艺术水平的杰作。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历史文学是指第二个意思。
“文”与“史”二者的关系最早是不分开的。后来文学和历史逐渐趋于分离这是一种进步但是两者分离了仍不能截然分开。一些杰出的历史家往往同时具有高度的文学修养。他们写成的历史著作同时又被认为是优秀的文学著作。现在撰写史书仍有一个文字表述上的要求。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文字记载也是有关史事的最早记载反映了殷商和周初的一些社会情况并且被作为档案保存下来。金文记载的内容比甲骨文要丰富文字也多了百字上下以至近五百字的铭文如《大盂鼎》、《小盂鼎》、《大克鼎》、《散氏盘》等占了金文中相当的分量。甲骨文质简也许还说不上是文学。金文中有些已经有文采可以说已具有文学作品的某些特征了。
《尚书》和《诗经》是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典籍。《尚书》是政治文献的汇集但已备有多种文体为后来各体散文的创始。《诗经》是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其中如《周颂》、《鲁颂》、《商颂》、《大雅》、《小雅》都有不少的历史内容。如《生民》、《公刘》等篇章写了周初的历史歌颂了后稷、公刘等英雄人物已有了历史人物传记的雏形。《国风》大都是民间流行的诗歌与《雅》、《颂》相比文学味道要浓一些而历史内容就少得多了。《国风》是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纯文学作品。后来出现的《春秋》可以说是一部不具备文学性格的历史书。这表现了历史和文学分离的趋势。
文史分离的趋向是逐步显明的。从战国到秦汉人们对文史分途在思想上并不一定明确。一些大史学家同时又是大文学家他们撰写的史书极有文采在史学和文学上兼有很高的价值。在战国时期《左传》即其一例。两汉出现的历史巨著《史记》、《汉书》也是文学名著但同时又出现了大文学家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等的辞赋历史和文学分为两途已显然可见。
“文”“史”分途由于二者各有专门的职能但分而又不能全分这是由于“史”不能离开“文”。好的历史撰述要靠有文采的语言引起读者的兴趣从而产生广泛而持久的社会效果。注重叙事的才能注重文采是我国历史家的一个传统。班彪父子对司马迁的历史观点有激烈的批评却推崇司马迁善于叙事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1范晔也盛赞班固的文采说：“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2《晋书·陈寿传》也说陈寿撰成《三国志》后“时人称其善于叙事有良史之才。”刘知几著《史通》一方面注意到文史已经分途说“史之与文较然异辙”3；另一方面又强调“史之为务必借于文”“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④这讲的就是“史”不能离开“文”。刘知几把文字表述的优劣作为评论史书高下的一项重要标准。他认为《左传》、《史记》、《汉书》成就最高它们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取信一时名千载”。他尤其推崇《左传》。针对长期以来人们对《春秋》三传评价的分歧他认为从史学角度看《左传》的价值是《公羊》、《谷梁》不能相比的。因为《左传》不但取材丰富史实可靠而且文辞优美、叙述生动跌宕不群、纵横自得所以传诸不朽。相比之下《公》、《谷》二传凭主观记事且又繁复累赘语言无味实在高下悬殊。因此刘知几极为重视有文采的语言对于表现史事及史书能否流传的巨大作用。他归结说：“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古者行人出境以词令为宗；大夫应对以言文为主。况乎列为章句刊之布帛安可不励精雕饰传诸讽诵者哉！”5这些话对《公》《谷》的评价未免有些偏见但对史不能离开文的道理讲得很中肯。“言之不文行之不远”1《汉书·司马迁传》后论。
2《后汉书·班彪传下》后论。
3《史通·核才》。
④《史通·叙事》。
5《史通·叙事》。
一语本是孔子称赞子产重视外交辞令在彼强我弱情况下能委婉而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折服了对方传播于远近。刘知几把它提高了一步用来说明历史文学对于史书广泛传播的意义赋予它以普遍性的品格而成为历史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
章学诚继承并挥了刘知几关于史文关系的论点。他说：“夫史所以载者事也事必借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1又说：“古人修辞非为观美谓必如是始可以行运而传久也。”2“不文则不辞辞不足以存而将并其所以辞者亦亡也。”3这些话都论述了历史记载必须依靠有文学性的语言才能广泛传播而“良史莫不工文”是对“史”“文”关系的极好说明。
现在我们要广泛地传播科学的历史知识要通过历史撰述作为进行教育的重要工具。为了让更多的群众掌握科学的历史知识历史文学的重要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更重要应当更加重视。历史是一门科学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思想教育工具。学历史固然是为了解过去但了解过去是为了解释现在观察未来。我们要挥历史教育在培养爱国主义帮助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在认清历史前途、坚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信心中的重大作用。这就要求历史著作既有深刻的理论分析有合理的编撰形式还必须在文字上善于表述。有的学者担心讲历史文学就等于要求把史书写成既是历史书又是文学书就会把文学创作中夸张、虚构的手法带到史书写作中来。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历史文学的要求是生动地表述真实的历史面貌恰好跟夸张、虚构的手法相对抗。《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不同正好是有文学特色的史书和纯文学作品的鲜明对照。
历史文学的优良传统我国历史文学有悠久的传统和很高的成就。
先秦时期历史文学就已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左传》是当时的代表作。《左传》善于写语言所记各种辞令极为精彩。“吕相绝秦”的一篇话是长期被传诵的名作。《左传》记吕相奉晋君之命对秦晋关系表示了决绝的态度。他历述秦对晋的恩德接着说晋已一再对秦报恩对秦有大的帮助最后就缕述秦片面破坏盟好及屡次危害晋国的活动而晋国虽亟力克制希望保持和好而不可得。这是一篇谴责敌国的话但肯定了对方的旧恩列举了对方背信弃义的事实雍容典雅没有一点咒骂没有一点火气措词委婉有致又有很强的说服力。1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2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位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3孔门有四科言语是其一。战国间游士以游说取卿相。孟子也说到跟大人物谈话时应注意的风度。可见重视语言有一个古老的传统。《左传》等史书在记语言方面的成就是这个古老传统的反映。
1《文史通义·史德》。
2《文史通义·评周永清书其妇孙孺人事》。
3《文史通义·说林》。
1《左传》成公十三年。
2《论语·季氏》。
3《论语·子路》。
《左传》也善于叙事尤其擅长于写战争所记长勺之战、殽之战、鞌之战、邲之战、城濮之战都很生动。如记城濮之战这场春秋时期最大的战役1生动紧凑充分显示出作者视野的开阔和构思的周密。他先写战前的准备着重将双方政治、指挥情况作了对比。晋文公修治内政整编军队决心借救援宋国的机会与楚一战以达到取威定霸的目的君臣齐心制定了联合齐秦以对付楚国的正确方针处处占据优势。楚国方面则内部分歧主将子玉骄傲轻敌作战兵力薄弱处处潜在着失败的危险。接着写两军作战晋军向楚表示礼让后退九十里处于有理的地位而士气高昂以此反衬出楚军不愿进攻子玉却硬要向晋挑战因而士气低落。然后写两军作战突出表现晋国方面灵活的策略先以强攻将楚军薄弱环节“右师”击溃再伪装逃遁引诱楚军来追对它拦腰袭击最后对楚军“左师”两面夹击大获全胜。这些记叙环环相扣层次分明是由于《左传》作者有叙事才能又懂军事知识才能做到的。《左传》在记述语言和叙事上的成就为我国历史文学的展奠定了基础。
两汉时期我国史学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司马迁的《史记》是运用高度的文学修养来叙述历史的典范作品。书中《项羽本纪》、《高祖本纪》、《陈涉世家》、《留侯世家》、《魏公子列传》、《李斯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淮阴侯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史记》善于将记述复杂的历史活动与记述人物活动结合起来既能突出事件的主线写出最主要的历史场面又能写出历史人物的神情风貌。《项羽本纪》是写项羽又不只是写项羽。它是在写楚汉之际主要活动的同时又在写项羽这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二者得到了很好的结合。篇中写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表现得尤为突出。巨鹿之战是反秦军击败秦军主力的一场关键战役在记述中司马迁生动地描写了项羽对敌的决心和威武气概：“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又用诸侯军的观望、恐惧和慑服来反衬项羽的胆力和风度：“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这些记述写出了项羽正是在殊死的战斗中取得了号令诸侯的地位。对于鸿门宴这场秦皇朝灭亡以后项羽刘邦在宴会席上的生死斗争司马迁也写得扣人心弦。宴会上剑拔弩张的情景使人惊心动魄。范增的急于下手项羽的缺乏谋略刘邦的惊慌张良的机智樊哙的勇敢项伯的忠厚无不跃然纸上。最后写项羽在垓下陷入重围“四面楚歌”。他以八百骑乘夜突围走东城这时（项王）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决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1t;/pgno335.TxT/pgn>“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1《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这里生动地写出项羽这个失败了的英雄的悲剧结局。他确是骁勇善战、胆气过人即使身陷重围仍然具有所向披靡、使其对手丧魂失魄的力量。但他至死不悟到最后关头仍夸耀自己的勇敢把失败归到天命这就清楚地表明他刚愎自用、“自矜功伐奋其私智”的性格特点。总观《项羽本纪》全篇巨鹿之战是项羽声威的顶点鸿门宴则是他走向下坡路的起点垓下被围是他失败的最终结局。司马迁确实做到以他的传神妙笔生动地记下了秦汉之际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场景同时刻画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因而千百年后仍有强烈的感染力量。
《史记》善于运用对比的手法。萧何和曹参都是汉初功臣先后出任丞相司马迁却写出两人行事有很大的不同。萧何很有实际办事能力而且处处小心谨慎以消除刘邦对他的猜疑。曹参任丞相则凡事率由旧章不问政事日夜饮酒有客人来劝说他就连连劝酒最后让客人喝得大醉无法进说。由于运用对比手法而两人不同的性格更加鲜明。司马迁写王陵和陈平也是这样。王陵和陈平在吕后时任左右丞相他们都反对王诸吕希冀保全刘家天下但二人表现又很不相同。王陵生性耿直敢于面折廷争被吕后免去相位忧郁而死。陈平则善用智谋不当面得罪吕后得以脱身自保最后与周勃等合力诛杀诸吕恢复了刘姓天下。武安侯田蚡和魏其侯窦婴同是外戚司马迁也用对比手法写出他们很不相同的态度和心理。《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写魏其侯失势以后武安侯当权。有一天武安侯同灌夫说他想访问魏其侯。“魏其与其夫人益市牛酒夜洒扫早帐具。至日平明令门下候伺。至日中丞相（即武安侯）不来。魏其谓灌夫曰：‘丞相岂忘之哉？’灌夫不怿乃驾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戏许灌夫殊无意往。及夫至门丞相尚卧。于是夫入见曰：‘将军昨日幸许过魏其。魏其夫人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尝食。’武安侯谢曰：‘吾昨日醉忽忘与仲孺（灌夫）言。’乃驾往。又徐行。”同是当时很尊贵的外戚但由于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就出现了一个谦恭一个倨傲的鲜明对照并借此刻画了世态的炎凉。
《史记》又善于用细节的描写来表现人物的特点。《李斯列传》开卷说：“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下无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所在自处耳。”这是一个轻松的小故事写在这个政治家的传记上好象有点浪费笔墨但司马迁却正用它写出李斯的全部人生观斤斤于计较个人得失。列传写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游说秦皇听从赵高而立二世上督责书及狱中上书都不过为的求所自处为个人打算。一直到要腰斩咸阳市了他还“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通观列传全篇在一定意义上老鼠的故事简直就是李斯一生的缩影。司马迁对这个细节的描写在全文中是占有一定地位的。又如《陈涉世家》篇末写陈涉立为王后有个旧时佣耕的伙伴来找他住了一段时间没有拘束讲了些陈涉以前穷苦时的情形。有人向陈涉进了谗言陈涉就把这个农民斩了。这个故事放在陈涉揭义旗到最后失败的全部叙述之后好象可有可无。但在司马迁的笔下却是决不可少的。司马迁在这个故事之后紧接着就指出来：斩了这个农民以后“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这是用这个故事形象地写出陈涉在取得初步胜利不久即陷于严重脱离群众的泥潭里成为他失败的重要原因。因小故事说明大问题这是司马迁擅长的本领。
《史记》在写人物时还善于采用互见的手法。历史人物往往具有多方面性。如果只写他的成功或长处一面而不写他的弱点一面就失之片面。司马迁写人物常常是在本传写出其主要的方面而将他非主要的一面放到别的篇中叙述。这就是互见的手法。这样通读全书的有关部分就能对这个人物有比较全面的印象。刘邦是一位反秦的重要领袖西汉的创业君主对这样的人物司马迁主要以《高祖本纪》写他的功业特别写出他在楚汉战争中致胜的原因。刘邦不同于项羽的好杀而实行安抚人民的政策入关中封府库与父老约法三章因而大得民心。又写刘邦的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他在洛阳南宫置酒大会群臣要大家直率讲出他为何能得天下。王陵等说是因“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者因而予之与天下同利也。”刘邦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司马迁又在其他篇中写了刘邦所短的一面。在《淮阴侯列传》中写他对功臣的猜忌还在《张丞相列传》中写他当了皇帝还骑在大臣周昌脖子上的无赖习气。这样读者综观各篇就可比较全面地看出刘邦的为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