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还善于用双相对照和寓论断于叙事的方法通过对人物的描绘以反映一定的社会景象客观地进行无言评价在这里有作者无言的赞叹也有作者辛辣的讽刺。
在《史记》的影响下后来的纪传体史书也不断地有些写得很好的篇章。班固、陈寿、范晔等历史家都极重视叙事的才能。《汉书》之《张骞传》、《赵充国传》等篇都写得相当出色。《汉书》还有一些精辟的议论。如《汉书·公孙弘卜式倪宽传》赞语中论武帝时期人材之盛说：“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嚮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玁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这段议论将武帝时的大量史实加以概括讲出当时客观形势对人材的大量需要和群材竞出的局面是很精采的。《后汉书》的《党锢列传》和《宦者列传》也各有长段的序。前者表彰东汉士人崇尚气节、讥贬权贵的风气后者指斥宦官为害之烈。将这两段议论放在一起来读我们对于东汉晚期的政治特点就能有更多的了解。《后汉书》的《班传》、《陈蕃传》《三国志》的《武帝纪》、《诸葛亮传》《旧唐书》的《郭子仪传》等也都是相当出色的篇章。《三国志·武帝纪》既是三国时期大事的纲又生动地写出曹操政治家、军事家的本色。
《资治通鉴》是有高度文学成就的著作。其中记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刘裕伐南燕、韦孝宽守玉壁、李愬雪夜入蔡州等都是长期传诵的名篇。《通鉴》写赤壁之战以六分之五的文字放在写战争决策上。先写面临曹操率领大军南下的严重局势鲁肃向孙权陈述联刘抗曹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今不往恐为操所先。”然后写诸葛亮会见孙权先以“激将法”试探其意向所在继而述说刘备虽然新败还有一定的战斗力曹操兵力虽众却存在远来疲惫、北方之人不习水战、荆州之民附曹而不心服等三大致命弱点以此坚定孙权联合抗曹的决心指出“成败之机在于今日。”再写在曹操致书进行恫吓后孙权集团主战、主和两派的不同态度着重写了主战派领周瑜对孙、曹双方政治、军事力量的分析断言“将军（孙权）禽操宜在今日。”于是孙权下定了决心“拔刀斫前奏案曰：‘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文章精采之处正是在上述写决策的过程中诸葛亮、周瑜分析各方形势时已言及胜负之数。最后精炼地写出赤壁江面上大败曹军的情景：时东南风急（黄）盖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余船以次俱进。操军吏士皆出营立观指言盖降。去北军二里余同时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瑜等率轻锐继其后雷鼓大震北军大败。操引军从华容道步走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1t;/pgno34o.TxT/pgn>蹈藉死者甚众1999ooo41_o341_o。
这样前面深入的军事、政治条件的分析跟后面紧张生动的战争画面相配合构成了完整、精采的篇章。
《通鉴》也善于用对话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并重视有意义的细节描写。书中写赤壁大战前夜刘备到樊口迎接东吴统帅周瑜的情景：（刘备）日遣逻吏于水次候望权军吏望见瑜船驰往白备备遣人慰劳之。瑜曰：“有军任不可得委署；倘能屈威诚副其所望。”备乃乘单舸往见瑜曰：“今拒曹公深为得计。战卒有几？”瑜曰：“三万人。”备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备欲呼鲁肃共会语瑜曰：“受命不得忘委署；若欲见子敬可别过之。”备深愧喜。
这里借简短的对话写出了刘备对实现联合抗曹的喜悦而又信心不足的复杂心理；写出了周瑜的锐气、自负和严于职守表现出这个青年统帅雄姿英的风貌。淝水之战在记述前秦军大溃败之后末尾加了一个小插曲：谢安得驿书知秦兵已败时方与客围棋捷书置床上了无喜色围棋如故。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不觉屐齿之折。2999ooo41_o341_1这里写谢安接读前方战报之后因极度欢喜而“不觉屐齿之折”的细节生动地揭示出他在外表平淡掩饰下内心里对前方战事的关切和紧张说明此役对东晋存亡攸关的重大意义同时也表现出谢安的个性和风度。在记述一场鏖战之后添上了这一细节文章就耐人寻味富有情趣。
我国历史文学的成就是一个丰富的宝库其中不少优秀的篇章一直到现在还有可供我们学习的价值。
历史表述的基本要求历史表述要达到高度艺术水平是很不容易的。但从基本要求上说它跟一般的历史表述是一致的它们之间只有高、下之别并无彼此之分。这些基本要求是：确切、凝练和生动。
历史表述必须确切这是不说自明的。但真正作到这一点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确切包含表述的真实、正确和恰当。这就有一个态度问题、认识问题和技术熟练程度的问题。
真实地表述历史是每一个史学工作者的天职。作不到这一点就是没有尽到职责。有意地违背这一点至少是学术道德上的错误甚至是政治上的犯罪。古人称道良史总是“不隐恶、不虚美”。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刘知几把历史记载的真实性看作重大的有教育意义、政治意义的事情。他说一个人如果载入史册就“得失一朝荣辱千载”。他反对执笔的人“爱憎由己高下在心”主张“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1章学诚著《史德》说：“德者何谓？著述者之心术也。”又说“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章学诚所谓心术就是指著史者的态度。所谓天人之际就是客观和主观之间的区别。天是指历史的客观存在。人是指史家的思想感情。章学诚认为史学工作要尽量反映客观的历史事实不要掺杂个人的偏见。他也认为这一点不是轻易可以作到。他记载黄巢义军入长安时的动人景象其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这很不同于后来那些对农民起义军随意诬蔑的史书。但在关系到黄巢义军与唐皇朝的关系时司马光就处理不好了。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我们不能苛责他们因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下所作不到的事。但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虽然已有六、七十年旧的偏见再加上新传入的偏见仍在干扰和阻碍我们对历史的正确认识这是很值得重视的。
真实而正确的表述是需要的但如表述得不恰当仍然不能达到历史表述上应有的效果。《礼记·经解》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这就是说的表述恰当的问题。“属辞比事”是选词和组合史事是历史表述能否成功的最后一关。这一关把不好好的表述还是不能出现。
以上可见确切的历史表述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问题而是包含了更多的内容。《孟子》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旧唐书·刘知几传》记刘知几“史有三长”之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楩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1t;/pgno343.TxT/pgn>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敻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从问题的性质看孔孟所谓“义”和刘知几所谓“识”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认识或观点。“文”和“才”类似于我们所说的表述的技巧“识”和“学”是指对史事或史事的掌握。他所说的才、学、识与我们所说表达的真实的涵意不同但也有一些的联系。在具体看法上我们跟他们有很大的区别但他们的这些话毕竟是很著名的言论对于后世的史学理论有重要影响值得我们参考。
凝练和生动比确切更有技巧方面的意义但也不是单纯技巧问题。“凝1见刘知几《史通·曲笔》。
练”二字前人似还未曾用以论述历史的表述但《史通》中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不少。概括起来他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尚简一是用晦。史文的烦与简在史学领域里是个争论很久的问题。汉献帝因《汉书》篇幅过多命荀悦删为《汉纪》把一部百卷的书改写为三十卷的书。刘知几说这书“历代褒之有逾本传”这只是因为《汉纪》简约比《汉书》易读未必就是以烦简定二书的高下。晋代干宝评论各家史书特别推重《左传》说它“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斯盖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这就明确提出以简约为高了。另一晋人张世伟撰《班马优劣论》说司马迁叙三千年事只写了五十万字；班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却写了八十万字“是班不如马也”。这就完全是以文字的烦简定史书的优劣了。因此史文烦简简直成了一个大问题。刘知几著《史通》有《烦省》一篇。他认为：“夫论史之烦省者但当要其事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阙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这是说妄载谓之烦阙书谓之省二者都不可取。这就明确地批评了那种单纯以文字烦简定史书高下的看法。刘知几在《书事》篇中还说：“夫记事之体欲简而且详疏而不漏；若烦则尽取省则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这段话论史文烦简说得比较公平、合理没有什么偏见。但他针对魏晋以后偏于浮华的文风在《史通》的《浮词》、《叙事》、《书事》、《点烦》等篇里都强调了简的重要提出“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这在当时是有实际意义的。近人郑天挺同志对中国历史家尚简作了论述：他指出“有时候已经叙述了一个人的才行就不必再罗列事迹；有时候已经用事迹衬托出一个人的才行就不必再用抽象的话笼统地赞美；有时候对于才行事迹全不说而把当时的言语记出来因为言语有所关涉事实也就显露了。他们绝不同时并写以免虚费文字。假如说一个人尽夜读书又何必再说他笃志学习？已经说了下笔千言又何必再说文章敏？既然已把一件事情生时有关系的对话记下来了又何必再把这件事情的经过重说一遍？这是历史家尚简的理由。因为尚简所以他们更主张省字省句不妄加不烦复但是却要简要合理。他们要作到“‘骈枝尽去尘垢都捐华逝实存渣去瀋在’。”1这里所讲的尚简在具体运用上的种种要求和经验现在仍然是适用的。
在史文烦简上我国史家主要倾向是尚简但也不是愈简愈好。这一点刘知几已经说到。宋人洪迈进而提出：“文贵于达而已烦与省各有当也”2。不论烦与省都应写得明白、全面不可失当。顾炎武也认为：“辞主乎达不论其烦与简也”1。他们提出的这个“达”字比刘知几对史文烦简的看法更加明确了。我们认为现在还是应当注意继承尚简的传统而对于烦和简则应有辩证的看法。史文烦简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字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对历史的见解问题对材料的取舍问题。史学工作者要把这些问题处理得好既要有明确的认识也要认真付出功力。
刘知几《史通·叙事》篇提出来文章有显有晦的说法：“显也者烦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又说：“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1郑天挺：《中国的传记文》《探微集》第269页中华书局198o年6月版。2《容斋随笔》卷一“文烦简有当”条。
1《日知录》卷一九“文章烦简”条。
他所说的“用晦”是从史文烦简的角度提出来的有突出重点的意思也有含蓄的意思好象类似于概括但跟概括的意义又不相同。他在文中举出的几个例子似乎还不能说明“用晦”的表达方法。在用晦的方法上顾炎武曾提出一种表述的形式。他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勾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后人知此法者鲜矣。惟班孟坚间一用之如《霍光传》载任宣与霍禹语见光多作威福；《黄霸传》载张敞奏见祥瑞多不以实通传皆褒独此寓贬可谓得太史公之法者矣。”2顾炎武说的“于序事中寓论断”是对“用晦”的一种主要的表述方式。这也确实是太史公书的特点。司马迁不用专门说一些议论的话就可以把自己的论点表达出来这是他表达历史论点的特殊形式。不过司马迁“于序事中寓论断”的最好例子不一定是放在篇末而往往是在篇中；不只是借着一个人的话来评论而有时是借着好几个人来评论；不一定用正面的话也用侧面的或反面的话；不是只用别人的话更重要的是联系典型的事例。《叔孙通列传》全篇都在写一个不讲是非曲直而与时进退、以面谀得势的人。全篇先后四次通过别人之口对他进行评论而作者却未置一词。第一次是叔孙通讨好秦二世得到二世赏赐诸生曰：“先生何言之谀也？”第二次是叔孙通准备为刘邦定朝仪文章记鲁两生的话说：“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第三次记朝仪场面及刘邦的反映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这是从侧面对叔孙通所作的批评。第四次是叔孙通得到刘邦赏赐后分送同伙同伙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史记》的其他篇中都有类似的表达史论的形式1。
生动是指熟悉表述对象言之有物有感人的生活气息。它不夸张不是华丽的词句不是形容词的堆砌。不只在写轻松场面时可以生动在写严肃和紧张的场面时也可以生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
又《关张马赵黄传》：羽闻马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
第二例写的是一个轻松的场面在这个场面之中生动地写出关羽的性格和诸葛亮的风度。第一例在同一场面中写出曹操和刘备因地位之不同心情、神态各异在曹操是从容在刘备是紧张。《左传》成公二年齐晋鞌之战：癸酉师陈于鞌。邴夏御齐侯、逢丑父为右。晋解张御郤克郑丘缓为右。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履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2《日知录》卷二六“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条。
1以上关于尚简和用晦的论述袭用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25—227页。对原文有删改。本章的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况不再一一注明。
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缓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
这是一场严肃的战争场面《左传》写得又生动又凝练。象这一类的例子在本章第二节中说了很多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真实、凝练、生动这三个基本条件在历史表述上是应该具备的。长期以来我们很少讲史学撰述中应有的文风。认真作起来总不免有点吃力。但只要我们努力困难是可以逐渐克服的。
第九章中国与世界第一节中国历史的特点中国历史的继续性以上八章就中国历史本身和中国史书编撰有关的重大问题分别作了论述。中国史毕竟是世界史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不能离开世界史而简单地研究中国史。
在世界各文明古国中中国文明展的连续性是十分突出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其展过程中未曾为外来因素所中断。其二中国文明在文化展史上也未曾有断裂现象。以下让我们分别地作一些比较的考察。
文明在历史上是和国家同时生的。在人类历史的上古时期在东亚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在南亚的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在西亚的伊朗高原、幼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流域、地中海东岸在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在南欧的克里特岛、希腊半岛、意大利半岛出现了许多古老的文明国家。其中第一批出现于公元前四千年代后期至公元前三千年代后期。这就是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均生于公元前四千年代后期）印度河流域文明（生于公元前三千年代中期）中国古代文明和克里特岛上的爱琴文明（约生于公元前三千年代后期）。
公元前二千年代在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的影响下叙利亚、小亚细亚一带出现了腓尼基文明和赫梯文明。在克里特文明的影响下希腊半岛上的迈锡尼等地又形成了迈锡尼文明。迈锡尼文明成为爱琴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公元前二千年代是青铜时代的盛世也是埃及（中王国和新王国）和两河流域（古巴比伦王国）文明繁盛时期。但是就在这一时期印度河流域文明灭亡了（约公元前175o年）克里特·迈锡尼文明也先后灭亡了（约公元前十五世纪公元前十二世纪）。
公元前一千年代铁器时代开始文明也在更广阔的天地中展开了。公元前一千年代前半期在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重新出现了雅利安人的国家在伊朗高原出现了波斯国家在爱琴地区出现了希腊诸邦在意大利出现了罗马国家。在人类上古史上起过重要历史作用的国家这时都出现了。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最古老的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开始失去政治上的独立从属于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在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影响下生的小亚细亚（赫梯）、叙利亚（腓尼基）、巴勒斯坦诸文明也经历了同样的命运。世界历史表明金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产生的古老文明除了中国以外到了铁器时代的早期就都已经不再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而存在了。
在公元前一千年代产生的古国大多数也没有能直接存留到现在它们作为政治实体的连续性遭到了外力的中断。波斯征服了整个西亚、北非的最古老的文明地区以至印度河流域以祆教（拜火教）为其特征的古波斯文明成了更古老的文明的继承者和代替者。但是公元前四世纪后期波斯为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所灭亡。在辽阔的波斯帝国故土上后来建立起许多“希腊化”的国家。
公元前三世纪中叶至公元三世纪初期安息（帕提亚）统治了伊朗和两河流域。公元三世纪中叶至七世纪中叶萨珊王朝的波斯一度复兴。但是它在七世纪中叶为阿拉伯人所征服。从此伊朗和西亚、北非其它古老文明地区一样成为伊斯兰文明的地区。
公元前八至六世纪间在希腊地区重新形成了很多城邦经过公元前五世纪的繁荣到公元前四世纪后期落入马其顿势力的支配之下。到公元前二世纪马其顿和希腊又先后落入罗马人统治之下。罗马于公元前一世纪后期扩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小亚细亚、希腊等古老的文明地区都属于它的统治之下。但是到公元三世纪罗马帝国生危机。四世纪后期日耳曼人大举侵入帝国分裂。五世纪西罗马灭亡。作为上古时期在地中海地区出现最晚、影响最大的古罗马文明也在历史上中断了。在中古时期日耳曼人、斯拉夫人、阿拉伯人、突厥人曾运动于广大的欧、亚、非地区引起了传统文明的巨大变化。当时存在于这一广大地区里的很多国家都是在这些运动之中或其后逐渐产生的。因此它们与当地的上古文明的联系不是直接的。
与其他古代文明相比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就十分引人注目了。中国文明产生于金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1。经过夏、商、周三代的连续展到春秋时期进入铁器时代。与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爱琴文明不同中国古文明没有为外力所中断。中国古代国家经过春秋、战国之后继续向秦汉时期的更高阶段展着。
公元四、五世纪中原地区也生过民族的移动还建立过不少由少数民族为最高统治者的政权。但是这些变化在本质上都是朝代的分合或更替的问题。以后在元代和清代两度出现过以少数民族成为全国最高统治者的皇朝但这些皇朝和以汉族为最高统治者的皇朝一样在本质上都是各族上层统治者的联合政权只不过是具体结构有所不同而已。所以中国作为政治实体在历史上从未被外力所中断。
中国文明在文化史上的展连续性在整个世界史上尤其显得突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文化史上展的连续性与文化遗产的流传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回事。在文化连续展的文明中前代文化自然地作为遗产流传给后代所以有文化史展的连续即有文化遗产的流传；但是有文化遗产的流传却未必有文化史展的连续。例如现在世界流行的阳历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埃及的历法。日、月、火、水、木、金、土七曜日为一星期圆周分为三百六十度可以溯源于巴比伦。现代许多国家都使用的拉丁字母源出于希腊字母希腊字母源出于腓尼基字母腓尼基字母又可以上溯于上古埃及和两河流域文字中的表音符号。诸如此类的事例很多可以说明现在许多国家都在继承和沿袭上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的文化遗产；但是人们绝对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些现代国家都与上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有文化展史上的连续性。因为现代很多国家虽然接受了上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的文化遗产但是它们的作为一个系统的文化却是自身先前的文化系统的展和继承而上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的那些文化遗产只是作为某些因素（而并非有机的系统）被继承下来的。
1“夏文化二里头型晚期出现了较大的青铜兵器和工具——戈、钺、凿等尤其是还出现了青铜礼器——爵。”（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141页。虽然目前学术界对二里头文化的归属尚有争论但青铜器出现之早是可以肯定的。
所以一个文明在文化史上的连续性必须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体现：一方面是语言文字展的连续性这是一种文化赖以流传的工具或形式的连续性；另一方面是学术传统（其中尤其是直接反映历史连续性的史学传统）的连续性这是一种文化的精神内容的连续性。如果我们以这两个标准来衡量世界上的各文明古国其中大多数在文化展史上不是已经中断了连续性就是只有不完全意义上的连续性。
让我们从事实来看。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有自己的独特文字系统有相当丰富的历史文献。可是当她们失去独立以后文字的使用范围逐渐限于神庙祭司之间最后终于被人遗忘。对于上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历史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5—前425年）游历波斯帝国时所听到的已经是很不完备的传说这从其所著《历史》一书记载的内容可以得知。在马其顿——希腊人统治时期埃及祭司马涅托（maho鼎盛年约在公元前28o年）、巴比伦祭司贝洛苏斯（Berosus鼎盛年约在公元前29o年）曾分别以希腊文字著埃及史及巴比伦史。这两部书现在虽已不存但从它书所引佚文可知基本上不过是各王朝的王表而已。在此以后就不见古代学者有关于埃及和两河流域历史的著述。这两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的文字和历史逐渐从人们记忆中消失所余不过是金字塔之类的遗迹和若干神话及历史传说而已。曾经强盛一时的赫梯国家到公元前十三世末已经四分五裂公元前八世纪最终灭亡。赫梯的文字和历史也逐渐被人们遗忘了。印度河流域文明到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叶以前即已灭亡继之而来的是还处于原始社会晚期的雅利安人部落文明生中断现象。克里特文明于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叶中断迈锡尼文明在公元前十二世纪也灭亡了。在希腊大多数地区又暂时回到原始社会后期克里特文明的线形文字甲和迈锡尼文明的线形文字乙都已被人遗忘。整个爱琴文明只不过在荷马史诗之类的希腊古籍中留下了某些片断的神话传说而已。只是由于近代学者在考古学和文字解读方面的成就许多曾被遗忘的古文明才得以重新为人们所知。可是至今印度河流域文明的文字和克里特文明的线形文字甲尚未解读成功因而连这两个文明的创造者到底是谁现在都无法最后确定。在铁器时代开始后产生的古国中波斯的楔形文字也曾被遗忘波斯古史的很多原始资料只是在近代古文字学者将其文字解读以后才重新为人所知。古希腊文、拉丁文没有被人遗忘但是最后仍坚持用希腊语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希腊人而拉丁文到中世纪的西欧已经不是人们口头的活生生的语言文字而成为基督教士读经和表述经院哲学的工具。十五世纪从意大利开始的西欧“文艺复兴”在形式上似乎是古代希腊、罗马文化艺术的再生。“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词义本来也就是“再生”。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从十五世纪中叶起的整个文艺复兴时代在本质上是城市的从而是市民阶级的产物”1。文艺复兴所开创的是西欧资本主义文明它从社会性质上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有着本质的不同。当然从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西欧文明与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并不止于有历史阶段上的差别。近代西欧文明是随着各个民族国家的形成而形成的民族文明。各国民族语言文字的出现和以这种文字著述的开始可以被认为是民族文明生的一个明显标志。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1265—1321）曾经被恩格斯称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1《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总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9—25o页。2”。他已经开始用意大利文作诗了。到十六、十七世纪马基雅弗利（machiave11i1469—1527）、拉伯雷（Rabe1ais1495—1553）、塞万提斯（esespeare1564—1616）、弥尔顿（mi1ton16o8—1674）、莫里哀（mo1iere1622—1673）等名家辈出标志了西欧各国民族文明的兴起。因此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并不是近代西欧各国文明的母体而是前者的遗产在客观上为后者的孕育和生成提供了重要的养分。
诚然我们也看到国外一些学者谈到其他古国文化的连续性。例如印度史学家高善必（d.d.kosambi）认为印度文化有三千多年的连续性非埃及文化可比3。他说印度文化有三千多年的连续性实际也就表明更古老的印度河流域文明与以后的印度文化之间是不连续的。当然《吠陀》以下的印度文化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婆罗门教的典籍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有着前后相连的展轨迹而且在后代对前代典籍的注释中也能反映文化相沿不断的关系。例如著名的《摩奴法典》（manusmriti）在公元九世纪、十一世纪、十三世纪、十五世纪间几乎每二百年即有一次注释。印度文化史上一个不足之处是缺乏赖以反映历史的史学的连续性。又如英国学者汤姆生（g.Thomson）说：“如果我们以希腊史与中国史比较就会看到某些明显的相似之处。这两种语言的书面文献都始于公元前二千年代（引者按：中国未曾生爱琴文明的文字被遗忘并且至今仍有很大部分未能解读成功的现象）。这两种语言都存留至今变化较小。近代希腊语不同于古典希腊语但希腊人仍认为柏拉图的语言是自己的语言。近代汉语不同于古典汉语言但中国人也仍然认为孔子的语言是自己的语言。因此希腊语可说是欧洲最古老的语言汉语是亚洲最古老的语言。这种语言上的连续性反映了两国文化的连续性。自古迄今希腊的历史是单一民族的历史（引者按：中国情况不同）这个民族从未失去过它自身的同一性或者对于自己往事的回忆；对于中国人来说情况同样如此。”汤姆生也注意到了中国与希腊的不同。他指出：第一当前（此书初版于1955年）说汉语的人口约有六亿而说希腊语者仅八百万人口。第二希腊文化的许多内容并非自己独创而是从更早的近东文明借来的；而中国文化则是自己独创的1。汤姆生的话有其理由不过希腊同样缺乏反映历史的史学的连续性。
中国文明的连续性最明显地表现在以下两点上。第一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在展过程中未曾生爆性的断裂现象。现代汉字与甲骨文、金文的确相去甚远要求只识简体汉字的人去认甲骨文或金文当然是十分困难的。但是由甲骨文到金文由金文到小篆由小篆到隶书由隶书到楷书由繁体楷书到简体楷书整个展过程十分清楚、完整。了解到这样连续展过程及其规律也就掌握了认识甲骨文、金文的钥匙。而且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不管字形生了多大的变化字的构造总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为共同原则的；这些原则好象一座联系古今汉字的桥梁今人通过它可以辨识古代文字。至于语言古今差别的确不小。因此现代人甚至现代的2《〈**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49页。3高善必：《古代印度文化与文明史纲》（Thediainhistorie1977）第9页。
1汤姆生：《第一批哲学家》第61页。
专门学者对于甲骨卜辞、金器铭刻、《诗》、《书》之文也有不少难以理解的地方。但是古今语言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及专门术语上语法结构没有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所有的变化都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生的。因此其中仍有梯道可寻。譬如先秦一部古籍汉、魏时期的人已觉难解于是学者作了注释。到了唐、宋时期。汉、魏人的注释已显得不足以解决疑难于是学者又作了疏解。今人考释古籍经常都要通过这条前人注疏的梯道。这个梯道也是文明渊源不断的一个明显证据。第二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传统从未中断。历史记录和著作是客观历史展过程的文字反映。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在历代的历史记录和历史著作中也有反映。甲骨卜辞、金器铭刻都是有关史事的记录《尚书》、《诗经》中有史事的记录也有后人关于前代史事的表述。《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记载了大量的先秦史事。司马迁作《史记》创为通史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尤其反映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的特点。在《史记》中《三代世表》谱列了自夏以下三代君主的世系。从此以后中国历代君主世系直至清溥仪止迄未中断。在《史记》中《十二诸侯年表》自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始；从此中国史书纪年迄无中断。自《史记》以下历代均有断代的纪传体正史它们尾相衔形成一条史的长龙。黑格尔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1洵非虚语。其实中国历史著作的可贵之处还不限于时间上的前后衔接而且中国历代史书从体裁到内容都有内在的展脉络可寻。除了史学以外其他学术的情况也大体如此。例如文学从《诗经》到汉、魏古诗、到唐代律诗、到宋词、到元曲从楚辞到汉赋、到骈体文其间都有着相当清楚的沿革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