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在肯定中国“历史作家”层出不穷、继续不断”的同时又说“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2这样他就把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停滞性混为一谈。黑格尔有一种偏见认为东方的文明是古老的同时也是停滞的。我们不想否认在黑格尔的这一偏见里也显出了他对当时历史的某种卓越的见解。因为当时在西方已经开始了资本主义的时代而东方还被束缚于传统的封建制度之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科学地指出：“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地不安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1黑格尔不能对当时东西方历史的区别作出唯物史观的解释于是以臆造的“历史哲学”的形式把它归因于不同民族的精神上的“区别”。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尤其是明清时期中国在许多方面的展都比西欧显得迟缓以致从历史上的先进地位转而落后下来。原先落后于中国的西方人现在跑到中国前面去了于是他以为中国在停步不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黑格尔作为一位对于辩证法的展具有杰出贡献的大师他的中国历史1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本第161页。
2《历史哲学》王造时译本第161页。
1《**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4页。
无变化的说法却是直接违反辩证法的本身的。
我们认为中国文明展的连续性的实质绝对不在于什么凝固不变性或停滞性而恰恰在于中国文明具有的不断的自我更新、自我代谢的能力。任何一个文明的生都必然是对于非文明的否定或克服；一切文明的存在和展也都必然是对于非文明的不断否定或克服。一切文明生和展的过程都是这样的对立统一的运动过程或新陈代谢过程。就以上述各古代文明来说埃及和两河流域地区的先民在人类历史上最先否定非文明而进入文明她们的文明的自我代谢到公元前一千年代中期由盛而衰随后也就失去了生机。爱琴文明到公元前十二世纪不再能自我代谢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希腊文明的自我代谢到公元前五至四世纪由极盛而转衰它本身随后也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地位。罗马文明在公元前后一两个世纪里盛极一时其后失去自我调节、自我代谢的能力以后也就由苟延残喘而终至消亡。历史上其他文明生、展与灭亡的历程莫不如此。
我们论述中国文明展的连续性绝对不是也不能把中国的历史写成一部田园诗把几千年的岁月都说成是在安闲和恬静中度过来的。中国文明在其展过程中曾经阅历了无数惊涛骇浪穿越了无数深峡险滩其间有过许多光辉灿烂的时期也有过不少风雨如晦的朝夕。中国文明展的连续性的真正特点在于她历尽危机而未消残壮志在于她屡经考验而能活泼泼地生存下来。黑格尔《历史哲学》是在十九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讲演的那是鸦片战争的前夕的确是中国封建社会危机深重的时期。但是中国文明并未在这次危机中失去自己的独立存在。近百余年来的历史证明中国文明经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终于在中国**领导下走向复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1这大体可以表明中国文明展连续性的基本特色。
国家统一的展和巩固纵观世界历史古国文明源远者未必流长；中国文明源远而流长这是极为难得的。文明恰似江河如果渊源深远那末只有在前进的流程中得到足够的川流的汇注才有可能越来越宽阔、丰富形成不竭的长流。中国文明所以没有中断与国家统一的展和巩固是有密切关系的。
从世界历史的一般情况来看文明的生和展都是和不同程度的统一相关联的。当文明最初生之际都有一个由部落共同体联合为国家的过程。在古代希腊人们把这种“统一”称为“塞诺西辛”（synoikismos）。经过这样统一过程形成的还只是一种以某一城为中心的、小国寡民的邦。随着文明的展和地区性的经济联系的出现小邦往往又合并成一些地区性的王国。随着各地区之间文明联系的出现在上古和中古时期又先后出现过许多跨地区性的帝国。各个文明在这种横向的分合过程中具体处境不同它们在自身的纵向展中的连续性程度也有着很大的差异。
中国以外的其他古老文明缺乏纵向展中的连续性一般都与其在横向分合关系中的具体状况有关。公元前四千年代晚期埃及和两河流域南部开始出现许多小邦是世界上最早生的文明。公元前三千年代埃及形成古王国各朝的统一国家出现了以金字塔为表征的文明；两河流域南部也先后1《易·乾卦象辞》。
出现了阿卡德王朝和乌尔第三王朝的统一国家。在公元前三千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国夏文明、爱琴文明都是小邦林立的文明。公元前二千年代埃及出现了中王国、新王国诸朝的统一国家两河流域出现了古巴比伦的统一国；这两个最古老的文明至此达到极盛阶段。印度河流域文明、爱琴文明尚未形成统一的地区性王国就在公元前二千年代消亡了。公元前一千年代前期埃及和两河流域南部（巴比伦尼亚）的古老文明中心开始生危机于是亚述人建立了包括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两河流域的帝国；这时在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在希腊重新产生了许多小邦。公元前七世纪末叶亚述帝国解体公元前六世纪中叶以后又形成了包括伊朗高原、两河流域、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小亚细亚的波斯帝国。公元前六至四世纪间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开始形成一些地区性的王国希腊城邦文明达到繁盛时期罗马国家形成。公元前四世纪后期马其顿征服希腊随后又征服波斯帝国建立起地跨欧、亚、非三洲的亚历山大帝国。但是这个帝国在亚历山大本人死后不久就瓦解了分裂成许多小国。公元前三世纪在南亚次大6曾一度出现孔雀帝国但这个帝国很快也解体了。公元前三世纪罗马统一了意大利公元前一世纪末叶罗马形成雄霸于地中海地区的帝国。公元前三世纪中叶以后在伊朗和两河流域逐渐形成了安息帝国。综观公元前一千年代人类社会铁器时代开始后的第一个千年代我们可以称之为古代帝国不断涌现的时期。当然每一个帝国都是在征服了许多地区性的王国的条件下产生的但是这些帝国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被认为是对于先前的地区性王国的统一。正如斯大林所说：“这些帝国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而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联合。这些帝国不仅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对于整个帝国统一的、为帝国一切成员都懂得的语言。这些帝国是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语言的部落和民族（ha-pomhoctb）的联合体。”1所以这些帝国的先后出现足以生打断古老文明的历史连续性的作用而不能维护或巩固那种连续性。
公元以后直到中世纪晚期以前情况也基本如此。在西方西罗马帝国在五世纪灭亡以后出现的是日耳曼人诸王国林立的局面。公元8oo年查理曼（e742—814）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但是查理曼帝国不仅与罗马帝国无关而且存在不到半个世纪就分裂了。公元962年鄂图一世（ottoI936-973）再次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而这个正式命名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国家实际上连德意志和意大利都没有真正统一过。虽然这个帝国的名称直到18o6年才在拿破仑兵威之下取消但它恰如伏尔泰所说“既非神圣亦非罗马又非帝国”在历史上算不了什么。现代西方的民族国家是在中古后期随着资本主义萌生逐渐形成的。在东方一至三世纪间有安息帝国、贵霜帝国三至七世纪间有萨珊朝波斯帝国七至十一世纪间有阿拉伯帝国（八世纪中叶已开始分裂）十一至十三世纪间有塞尔柱土耳其帝国十三世纪有蒙古帝国十四世纪以后又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正式崩溃）等。但是这些帝国都是军事征服的产物因此在不同时期里领土范围的变化很大最终的结果仍是分裂而不是统一。现代东方的多数国家都是在反对西方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形成的。
在世界历史上只有中国在展中长期保持着统一的趋势。象其他国家1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第8—9页。
一样中国最初也是有许许多多的部落然后由部落合并为许多小邦再逐渐统一为地区性的国家。相传“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1至周武王准备伐纣的时候诸侯会于盟津（孟津）者有八百之多2。相传周初分封“凡一千八百国布列于五千里内。”“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国迄获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而见于《春秋》经传者百有七十国焉。”1今按春秋以前的传说数字虽未必可靠但总可说明当时的确有很多小邦。这些小邦实际上是各自独立存在的周武王在牧野誓师称同盟各邦君长为“友邦冢君”2；周公东征武庚仍称诸侯为“友邦君”3。不过就是在这样小邦林立的情况下也存在某种程度的统一的中心的观念。在许许多多小邦之中夏、商、周是依次出现的三个中心。如果把夏、商、周理解为秦汉以后的帝国那当然不对。不过从《尚书·周书》看周人确实有一种殷革夏命、周革殷命的三代相承的观念。周人自认在从前周是“小国”、而殷则是“大国殷”、“天邑商”。一九七九年在岐山凤雏村现的周原甲骨中也有“■周方伯”（见h1182；h1184）的记载尤可证明传统文献中周为殷之西伯的说法。《诗·商颂·玄鸟》说商“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被四海”颇为有理。商作为一个大邦其民所居不过千里；但作为各邦共戴的一个王朝它就“肇域被四海”了。所以在夏、商、周三代小邦林立的时候其中就有着一个统一的方面。
从春秋以至战国诸侯之间相互并吞大国争霸激烈。这看起来象是由于周室衰微而出现的一种分裂局面其实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并小邦为大国由封国而郡县形成了地区性的统一王国。战国七雄进一步兼并的结果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次统一的秦、汉皇朝。两汉的统治持续了四百余年为中国以后进一步的统一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东汉以后出现了五十年的三国鼎立局面。西晋以后出现了二百多年的南北分裂时期。可是魏、蜀、吴三国都是在克服地方割据局面中建立起来的它们都在为统一全国作准备。就是在西晋灭亡以后的一个较长的分裂时期中也一直存在一种统一的趋势。前秦符坚曾经一度统一了北方。淝水之战以后北方再度出现分裂局面但是在四三九年北魏又完成了北方的统一。
经过南北朝以后又出现了隋、唐时期三百年的统一。这一次的统一的规模又过了两汉时期。唐以后虽然有过辽、宋和宋、金之间的南北对立但统一仍是展的总趋势。经过元、明两代到清朝的时候中国的统一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展。
中国的统一之所以能够得到巩固和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民族关系的具体展特点密切有关的。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就进入了多民族统一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各民族内部的统一、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而达到全1《吕氏春秋·离俗览·用民》。禹时有万国说亦见于《左传》哀公七年、《墨子·非攻下》、《荀子·富国》等。
2见《史记·周本纪》。
1《晋书·地理志》（上）。按见于《春秋》经传的百有七十国不是春秋末年存在的数目。2《尚书·牧誓》。
3《尚书·大诰》。
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也经历了多次的曲折而终于达到稳定的多民族的统一并且建立了多民族统一的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本卷第一章对此已有阐述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第二节中国史和世界史中国史有结合世界背景考察之必要中国史作为一门国别史作为一门如此源远流长而又内容丰富的国别史自然有必要不断地进行深入的专门研究。同时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是在世界的总环境中展的所以中国史又有结合世界背景考察的必要。这就是说既要把中国史放在与外部世界的比较中来考察又要把中国史放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来考察。
当然要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历史必须放在与外部世界的比较中来考察这在客观上必然要有一个长期的展过程。在自人类开始进入文明以来的约五千年中新航路的开通在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至今不足五百年；如果说世界作为一个有机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整体的形成那就是更晚的事了。古代人注意到从比较中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总是从与邻近的国家或民族比较开始的。然后随着接触和了解范围的扩大比较的范围也逐渐扩大。在中国注意到以他邦的历史来与本邦作比较的情况是出现得很早的。《尚书·周书》中有若干周人与商人作历史比较的文字。例如《酒诰》记：“王曰：封（康叔）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闻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这里不仅有商周两代的纵向的比较而且有商周两邦之间的横向的比较。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争霸和兼并斗争的激化邦君谋臣在分析天下大势时亦往往兼有对不同的邦的历史比较分析。西周晚期周王室势力将衰周宣王之弟郑桓公友曾“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回答了一大篇话这就是《国语·郑语》的基本内容。这篇话既分析了当时形势也比较了有关诸邦的历史（且不论其观点见解如何）。郑桓公听了这番分析后很高兴“乃东寄帑与贿虢、郐受之十邑皆有寄地。”这样就为春秋时期的郑国安下了立足点。
在古代西方注意从与外国比较中认识本国历史也是有很古老的传统的。在希罗多德所著《历史》一书中不仅有很多篇幅用于追述埃及、巴比伦等东方古国的历史而且从比较中认识到希腊文化的许多因素是从东方学来的。例如他知道希腊文字是从腓尼基人那里学来的（《历史》V58）。又如他说“（埃及）国王阿玛西斯还规定出一条法律即每一个埃及人每年要到他的诺姆的长那里去报告他的生活情况而如果他不这样做或是不来证明他在过着忠诚老实的生活时他便要被处以死刑。雅典人梭伦从埃及那里学了这条法律而将之施行于他的国人中间他们直到今天还遵守这条法律。”（《历史》2177）当然希罗多德也说到了希腊与其他国家传统的不同。例如他曾引用一个被放逐的斯巴达王和波斯皇帝的对话以寓论于史的方法说明波斯传统重视王的权威而希腊传统则重视法的权威（《历史》V111o2）。以后希腊、罗马的许多史学家、哲学家在其著作中都有比较的探索。亚里斯多德的名著《政治学》一书中充满了对希腊各邦之间以及对希腊与其他国家的比较研究。普卢塔克（p1u-tarch）著希腊罗马名人传更是有意识地在作比较的研究。
西方在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文化衰落史学不振直至文艺复兴以前没有多少成就可言。但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新航路的开通尤其是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后西方学者在其学术活动中开始在更广阔的范围里进行比较的研究。例如法国的孟德斯鸠所著《论法的精神》（严复旧译称《法意》）一书不仅是一部表示作者政治思想的巨著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对多国法制作了历史比较研究的书。到十九世纪西方学者在这方面更有所进展。例如毛勒（geLuigma-urer179o—1872）对于古代公社土地所有制的研究摩尔根（Leishenryman1818—1881）对古代氏族制度的研究都是具有重大启意义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随时分析研究当代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同时亲自作了许多历史的比较研究。我们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及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书中可以看出伟大的导师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也正是在比较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我们阐明了世界历史展的基本规律使史学展成为科学。
在我国传统史学中自司马迁《史记》以下大部分纪传体史书多记边区少数民族。也有关于外国的记载。这些记载作为历史资料是十分宝贵的但其中作比较研究的意思不多也可以说比较研究作得不够。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值得作深入的探讨。明中叶以后世界形势迅变化而中国人于外国历史之认识仍裹足不前。于是中国人失去了对自己在世界上的实际处境的了解到清中叶以后我们的国家因此而饱经苦难。
严重的外来威胁使中国人逐渐清醒过来。于是乃有林则徐、魏源的《四洲志》、《海国图志》之作。近代的许多学者和政治家都开始注意比较中外历史了。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谭嗣同等都很注意从世界看中国注意中国历史与外国历史之比较。梁启在《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中说：“印度大地最古之国也。守旧不变夷为英藩矣。突厥（土耳其）地跨三洲立国历千年而守旧不变为六大国执其权分其地矣今夫俄宅苦寒之地受蒙古钤辖前皇残暴民气凋丧岌岌不可终日；自大彼得游历诸国学习工艺归而变政；后王受其方略国势日盛辟地数万里也。今夫德列国分治无所统纪为法所役有若奴隶；普人愤兴学练兵遂蹶强法霸中原也。今夫日本幕府专政诸藩力征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记曰：不知来视诸往。又曰：前车复后车戒。大地万国上下百年间强盛衰弱之故不爽累黍。盖其几之可畏如此也！”梁氏所述史事容有未确之处但是他的话道出了中国人必须把自己的历史置于世界变化的历史中自省的迫切心情。
近代中国史学家注意结合世界历史之背景来研究中国历史在多方面都比前代有所进步但其中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问题大体在于两端：一则以为中国历史文化为世界之冠为国粹派；一则以为中国百事不如人为民族虚无主义派。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产生以世界史为背景对中国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即从世界历史展的一般规律来研究中国历史具体展规律的阶段。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已经在这方面作出了许多卓越的贡献。我们将永远不忘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筚路蓝缕之功当然也不能永远以他们的成就为满足从此裹足不前。
现在我们要结合世界背景来考察中国历史显然有大量工作有待进行。
这是因为：第一要作为中国史背景来考察的世界史正在不断地而且相当迅地展着我们必须结合世界史的最新科学研究成果来比较研究中国史。第二从事中国历史研究所需的资料和条件也在不断地而且相当迅地展着我们的研究不论在深度或广度上都必须有所进展。前进是必须的。以上论述中国史有置于中外比较中考察的必要考虑的是中外历史间客观存在的逻辑联系。那末现在可进一步讨论中国史有必要置于中外历史的现实联系中考察的问题。
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因世界联系生、展的情况而分为两大阶段。马克思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1马克思和恩格斯又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指历史——引者）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地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2这就是说全世界范围的有机联系有一个长期的生过程随着近代大工业的出现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才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出现。大体说来上古和中古时代是世界的有机联系生的时期近代以后是世界的有机联系形成和展的时期。
在上古和中古时代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有一个漫长的生、展过程。先秦时期的情况由于史料不足诸多待考。秦汉以后尤其“张骞凿空”以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已成为中国史书中一项经常保有的内容。当然从秦汉以至近代以前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还不具有经常和必然的性质。关于这一时期中国史的世界背景主要也应该从中外历史比较的角度来考虑。联系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总趋势是由近而远、由疏而密其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西汉时张骞西行从此打通6上丝绸之路。东汉时班副使甘英历安息抵条支临西海以望大秦（罗马）虽未能直接与罗马建立联系但汉与罗马都已互相知道对方的存在间接的商业联系也已生。《后汉书》载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这说明东汉时与西方的海上联系也开始了。虽然这两条通路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时通时断但是通过这两条路而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化艺术由此传入中国。三大宗教对于中国历史影响不小。佛教不仅在民间曾广泛流传而且影响了中国的正宗思想——儒学。伊斯兰教对于回族、维吾尔等民族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三大世界宗教以外还有一些其他宗教也经由这两条路传入中国。如伊朗的1《〈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2页。2《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1页。祆教、摩尼教以色列的犹太教（一赐乐业教）、印度的婆罗门教等都曾传入中国。这些宗教对中国也有或多或少的影响。例如摩尼教（又称末尼教、牟尼教、吃菜事魔等）就曾经被起义农民用作号召和组织群众的工具。此外波斯、印度、阿拉伯及西方的许多物品也由此传入中国其中矿物、植物、动物皆有而且不少植物逐渐在中国培植和繁衍起来。这些不大容易被人注意的事情对于中国历史实际是有其相当深远的影响的。如果我们浏览一下唐宋以来的药物记载就可以看到其中有很多药物是从国外传来的。当然也有多种物品由此传往外国对外国作了贡献《中国伊朗编》（B.Laufer：sino-Irari-butionstothehistoryofIran）对此考订颇详。唐宋以后中国与波斯、阿拉伯及西方的贸易日益展这种往来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也日益重要。南宋以偏居一隅财政负担十分沉重因而重视大量的市舶之利对政府收入所起的作用。
近代以后的情况与以前又有了很大不同。先中国近代史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在西方资本主义武装力量的压迫下封建的中国门户被打开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在东方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这恰恰是中国跨入近代的总的历史环境或世界背景。如果离开这个背景来考虑中国近代史上的开端问题那末我们对于当时中国历史处境的认识将不会过道光皇帝之流的清代统治者的水平。
中国在近代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实际都从属于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国人民头上压了三座大山——帝国主义者、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不管三者之间存在多少各种各样的矛盾他们在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中却总是狼狈为奸勾结在一起的而帝国主义者就是他们的总支柱。因此要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都完全离不开世界的总背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同样也必然地带有世界的性质。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1同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一九一九年中国生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2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因此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离不开世界的历史环境。不然中国人民在**领导下所取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也是不能真正理解的。现在中国人民正在**领导下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现代化是当前不可遏制的世界潮流。中国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伟大历史意义也只有结合世界历史的总背景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
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重要性以上着重谈世界史对中国史的意义。现在谈谈中国史对世界史的意义。1《新民主主义论》见《**选集》合订本第628页。
2《论人民民主专政》见《**选集》合订本第136o页。
这不须经过详细论证人们也能直观地现如果忽略了历史如此悠久、幅员如此辽阔、人口如此众多、文明如此灿烂的中国任何以世界史命名的著作都将不成其为世界史。过去某些名为世界史的著作没有恰当地反映出中国历史应有的地位。这如果不是出于知识不足便是出于偏见也许二者兼而有之。
世界史虽由各国史综合而成但又高于各个国别史的简单总和其原因就在于世界史能在各国历史展的具体规律之上显示出人类社会展的一般规律。这种社会展的一般规律既寓于各个国别史中又不能从国别史中直接地、自然地显现出来。只有通过比较研究人们才能找到某种典型并透过对典型的分析而对一般规律有所了解。恩格斯在分析国家在民族制度废墟上兴起的问题时指出：“雅典是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在这里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1恩格斯找到了雅典国家产生的典型形式是在将它与罗马和德意志人国家的产生作了比较研究之后得出的科学结论。恩格斯在说明马克思为什么特别注重对法国史的研究时指出：“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的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时期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奋起向上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1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在对欧洲各国历史作了比较研究以后才现了法国这样一个典型。
为了从比较研究中寻求典型并揭示人类社会一般展规律用以进行比较的国家或地区自然是愈广泛而愈有代表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革命和科学的实践中不仅对欧洲国家的历史作了比较研究而且也对东西方的历史进行过比较研究。恩格斯在对东西方历史作了比较的基础上指出：“在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隶制即与其说是群众被剥夺了土地不如说他们的人身被占有”。2这就是通过广泛的比较研究而阐明古代社会阶级关系的一般规律。
应当承认在迄今的比较研究和选取典型的过程中中国史还没有得到世界史的研究者的充分注意。且不论造成这种现象的各种原因这里只须指出这样会使人们在选取典型时限于片面从而对历史展的一般规律的探讨也难以深入。世界史里长期存在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倾向不仅在近代史上把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视为时代的中心而且在上古和中古史上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欧当作衡量其他地区或国家的一把标尺。不少人惯于把雅典和罗马的社会视为奴隶制社会的典型于是对于其他古代国家不是夸大奴隶人数以与罗马附合就是把它视为变种。可是随着研究的进展人们愈来愈清楚即使在雅典和罗马的极盛时期奴隶也未能占人口的多数。于是关于古代社1《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65页。1恩格斯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写的《第三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o1—6o2页。
2《美国工人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58—259页。会性质问题又生了很大的震荡。现在研究有待于深入简单地以雅典、罗马为标准的办法肯定行不通需要有广泛的比较研究。古代中国的社会具有系统的结构和层次在不同的方国中还有多样的特点又具有他国少有的丰富典籍和出土资料。所以我们应当也必须充分结合中国古代的历史来研究和解决问题。不少人惯于把中古西欧作为封建社会的典型实际上这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法国作为西欧的典型有原则上的不同。他们对其他中古国家或是任意把非农奴说成农奴或是说那里根本没有封建社会。从前论法兰克王国封建化的完成的确曾强调其大多数农民的农奴化。但是随着研究的进展人们逐渐看出并不是简单的、一例的农奴化而是有各种程度不同的复杂的封建依附关系。简单地以中古西欧作为衡量其他国家封建制度的标准的办法也行不通了现在需要更广泛和充分的比较研究。如果实事求是地考虑问题中国史上的封建制度比西欧封建制度在许多方面都具有更为典型的意义。中国由上古到中古的过渡是在历史的正常连续进程中实现的不象日耳曼人在西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封建制度从而也没有经济和文化的中衰和复兴等带有特殊性的现象。中国在中古时代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高度的展阶级结构和阶级矛盾也比欧洲为复杂充分解析这样高度展和结构复杂的封建社会将会加深我们对于展较低和结构较简的封建社会的了解也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封建社会的一般展规律。中国境内许多少数民族在封建制度方面也有许多特色这对我们进行比较研究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中古时期文物、典籍的繁富为其他国家所少有。要多方面深入地了解封建社会这个史料宝库是至为珍贵的。所以只要在比较研究中充分运用了中国史我们对于其他国家历史的了解对于世界历史展的一般规律的了解都无疑会大为提高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