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说军事勋贵也好，武将集团也罢，在大明开国早期其实都是一回事，只不过一个侧重于表现这个集团的顶层，一个则表示得更加全面。总之，其实就是指随着朱元璋崛起一直到定鼎天下期间成长起来的军官集团。只是随着时间推移，后来一般称之为勋贵集团。
明朝前期能收到税，除了存在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承担税收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长期存在一个不仅自己能合法免税，还能强迫官绅等富人阶层多纳税的世袭特权阶层——勋贵集团。
后世的人们总是将大明中后期的宦官看得很厉害——显然这是错误的，不是宦官厉害，而是宦官背后的皇权厉害——却忽视了勋贵的存在。然而，实际上勋贵一直都是明朝权力游戏中的重要一环。高务实之所以早在少年时期就首先拉拢勋贵集团，也正是由于他“前世”就搞懂了这一点。下面具体来说说他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
站在后人的上帝视角来看，朱元璋的理想其实是“大明与勋贵共天下”。主要由明朝勋贵子弟组成、权势滔天的锦衣卫，不仅是明朝皇室“与勋贵共天下”的表现之一，也是明朝皇帝收税的重要助手。
但是，后来勋贵集团却逐渐失势，逐渐无力继续逼迫官绅等富人阶层多纳税。那么问题来了，勋贵集团为何会失势？很多人第一反应肯定是：土木堡之变。
这个答案没错，但并不是简单的由于土木堡之变“把勋贵死绝了”——勋贵怎么就死绝了啊？有几家勋贵因为土木堡之变而绝嗣了？那一票国公爷、侯爷、伯爷不都有人继承吗！
其实是因为以土木堡之变为起点，大明发生了军事贵族集团的大换血。前期能打仗、会练兵的老勋贵损失严重，勋贵世家出现了内部在军事技能上的青黄不接，导致后来袭爵的年轻一代勋贵没有军事技能传承，也不知道五军都督府到底该干些什么——就算知道也干不利索。
于是，一贯由五军都督府管理的各级卫所全面失去管束，在很短的时间里快速腐化堕落，力量急剧衰落。尤其是内地卫所，没多久便彻底失去了战斗力。边疆卫所稍微好一点，因为他们直面战争，就算传承上损失不小，但战争本身也能教会他们该做什么，只是这会损失很大罢了。
话说回来，到了这一步还能怎么办呢？只能用税收招募的营兵，取代大量逃亡、吃不饱饭的卫所兵，替代成为维持大明统治的主要力量。
与此同时，由于以于谦为代表的统兵文官在土木堡之变后续的危机中表现亮眼，所以科举出身的军事文官又逐渐取代勋贵，掌握了大明大部分实际具备战斗力的军事力量。
由于土木堡之变是大明“重文轻武”与文官势力崛起的起点，因此现代部分观点一提到土木堡之变时就有了阴谋论，认为勋贵集团是被文官集团“暗算”的。
其实哪有那么多阴谋，土木堡之变最多也就是灭掉了北方地区的一代老勋贵，北方的勋贵子弟和南方地区的勋贵可都活着呢！
哪怕由于土木堡之役的消耗，靖难系勋贵势力严重衰退，但在大明的南北二京之中，勋贵的力量仍然不容忽视。因为保卫南北二京的京营和锦衣卫，向来而且一直都在勋贵们的控制当中！
换句话说，皇帝本人一直都在勋贵集团的保护之下！崇祯“圣君”之所以可以轻而易举搞掉魏忠贤，归根结底的原因就是魏忠贤根本没有办法把京营和锦衣卫从勋贵手中夺走。想想看当时那位英国公，号称“九千岁”的魏忠贤见了人家，不也得客客气气甚至规规矩矩的吗？
所以事实就是，最晚到土木堡之变以后，明代的勋贵集团(最起码是北方的靖难系勋贵集团)，就已经像清代中后期的八旗子弟一样，根本不会打仗了。而以于谦为代表的文官集团用北京保卫战的军事胜利，证明他们比已经腐朽的明代世袭军事贵族更能打仗。
于谦之后，大明还先后出现了王守仁、谭纶、朱纨、熊廷弼、孙承宗、孙传庭、卢象升等大批文官出身的军事家。相比旧的世袭军事贵族，这批科举出身的军事文官显得更加上进，他们雇佣而来的营兵也更有战斗力，很快成长为明朝军事上的“中流砥柱”。
当然除了军事文官，武将集团内部也不是就一蹶不振了。明朝后期还有一批底层出身、在战争中上位的“新勋贵”，例如马芳、刘显、李成梁、吴襄、郑芝龙、左良玉、江北四镇等。这批人以万历末年为分界，界限之后的一批逐渐军阀化，大明朝廷逐渐管不了他们，更别指望他们会交税或协助收税，他们能向朝廷少要点军费就得烧高香了。
明代中后期，出身旧军事贵族的将领还有很多，比如现阶段朝中的主要武将如麻贵这般，都是至少数代从军(所谓数代也只是崛起时间，实际上可能祖上也是军户，只是地位不高)，不过如果要称得上军事家的，高务实认为到目前为止只有戚继光一人。
戚继光虽然是旧军事贵族出身，但他的崛起跟那些军事文官没区别——不靠卫所兵打仗，也不是以卫所兵精挑细选的“家丁”为骨干，而是完全“白手起家”，自己招募营兵建设新军。
实际上，如果不是父亲死得早，导致戚继光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家继承父亲的世袭武官职位，原本他很有可能像同样军户出身的张居正、史可法、马士英那样，走上考科举当文官的道路，最后成为类似熊廷弼、孙承宗、卢象升、孙传庭的军事文官。史载戚继光好文，还有《止止堂集》流传于世，这可能就是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