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说完，宋之韩先开了口：“学生以为，自庚戌之变，文武相争京营，赵阁老今以阁臣之尊兼为总宪，毕竟是文臣领袖之一，有此一举亦不奇怪。”
高拱转头看了高务实一眼，见他面色平静，料他知道庚戌之变，便点了点头，并未多言。
所谓庚戌之变，乃是发生于嘉靖二十九年七月，当时鞑靼部俺答汗聚众十余万，大举南犯大同。宣大总兵咸宁侯仇鸾惊慌失措，以重金贿俺答汗，乞求俺答汗转攻他处。八月，俺答汗移兵东去，向蓟州进发，以数千骑兵进攻古北口边墙。另派一支精干骑兵从间道溃墙而入，绕出明军之后。
明军腹背受敌，全线崩溃，俺答汗旋即统大军直趋通州，分兵剽掠昌平，进犯天寿山诸皇陵。京师闻警，宣布戒严。在俺答汗兵临城下的紧急时刻，世宗诏令诸镇将帅统兵勤王，委命仇鸾为“平虏大将军”，节制各路勤王兵马。兵部尚书丁汝夔问首辅严嵩退敌之计。严嵩害怕出战失利，戒令诸将不要轻举妄动。仇鸾到东直门观望，任由敌军在城外自由焚掠八天。九月，俺答汗兵剽掠大量金银财物、牲口和人口后由白羊口从容出塞。仇鸾奉命追击但被击败，最后杀死八十多个平民，割了他们的首级冒充杀敌报功。由于这一年是庚戌年，便被称为“庚戌之变”。
《明史》记载：二十九年，俺答入寇，兵部尚书丁汝夔核营伍不及五六万人。驱出城门，皆流涕不敢前，诸将领亦相顾变色。汝夔坐诛。大学士严嵩乃请振刷以图善后。
怎么“振刷”和“善后”呢？
因为原兵部尚书丁汝夔被严嵩推出来做了替罪羊被坐诛，此时暂摄兵部的吏部侍郎王邦瑞就进言了，说：“国初，京营劲旅不减七八十万，元戎宿将常不乏人。自三大营变为十二团营，又变为两官厅，虽浸不如初，然额军尚三十八万有奇。今武备积驰，见籍止十四万余，而操练者不过五六万，支粮则有，调遣则无。彼敌骑深入，战守俱称无军。即见在兵，率老弱疲惫、市井游贩之徒，衣甲器械取给临时。此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军士，而在将领。盖提督、坐营、号头、把总诸官，多世胄纨袴，平时占役营军，以空名支饷，临操则肆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先年，尚书王琼、毛伯温、刘天和常有意振饬。然将领恶其害己，阴谋阻挠，军士又习于骄惰，竞倡流言，事复中止，酿害至今。乞大振乾纲，遣官精核。”
这是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武臣勋贵，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现的，但嘉靖帝被这次事情搞得又惊又怒，闻言觉得颇有道理——当然这情况其实他以前也知道，只是没料到情况已经严峻到这个地步了，长此以往，迟早北京城能被这群纨绔废物整成空营！那还了得？于是雷霆震怒，严命兵部议兴革。
勋贵武臣见皇帝真的怒极，自知此时开口即罪，干脆直接装死，“躺平任嘲”。
于是兴革的结果很快出来了：悉罢团营、两官厅，复三大营旧制。更三千营为神枢营。罢提督、监枪等内臣。设武臣一名，曰总督京营戎政，以咸宁侯仇鸾为之；文臣一名，曰协理京营戎政，即以王邦瑞充之。其下又设副参等官二十六员。
但是这样文臣还是不会满意，因为总理京营戎政还是武臣，于是这个改制也没有很稳固，终嘉靖一朝，其制屡改，最后中军哨掖之名亦罢，只称战守兵兼立车营。
有看官要问了，武臣这次表现如此糟糕，为何总理京营戎政还是武臣？
一来，当然是因为仇鸾花钱买平安的事没有暴露，嘉靖以为此人不错，可以信赖。
二来，这里就必须要说一下旧制。远的先不说，命武臣一人总理营政始于洪熙时。宣德五年，以成国公朱勇言，选京卫卒隶五军训练。次年，命科道及锦衣官核诸卫军数。征高煦及破兀良哈，皆是以京营取胜。正统二年，还是因为成国公朱勇所言，令锦衣等卫、守陵卫卒存其半，其上直旗校隶锦衣督操，其余悉归三大营。制度本来也未见得有什么大问题，可谁料出了土木之难，明初赖以震慑天下、出击蒙古的精锐京军几乎全军覆没。
这时候留守京师的文官集团发现机会来了，不顾英宗被掳于瓦剌，力推景帝登基，景帝于是用于谦为兵部尚书，于谦遂以三大营各为教令，临期调拨，兵将不相习，乃请于诸营选胜兵十万，分十营团练。每营设都督一人，号头官一人，都指挥两人，把总十人，领队一百人，管队二百人。再于三营都督中推一人充总兵官，监以内臣——然后关键的来了：兵部尚书或都御史一人为提督。其余军归本营，曰老家。京军之制一变。
于是，文官集团第一次把手伸进了军权核心——京营之中。
然而接来下的情况可能大家都没料到，英宗靠着人格魅力居然从瓦剌逃了回来，接着不久景帝病重驾崩，英宗复辟。
于谦作为推景帝上位的重要人物，自然被找了个罪名杀掉，团营亦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