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勋贵，他们倒是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但他们负责的不是国家的运转，而仅仅只是拱卫皇权。举个例子，假设朝廷明年要加税或者减税，请问是内阁首辅的意见重要，还是某位国公爷的意见重要？
别开玩笑了，任你是哪家国公爷，但凡不是嫌自己这个国公干得腻歪了，那就压根不会就这个问题多说半个字。
别说是这些朝廷行政上的事务，就算是五军都督府主管的那些事，国公爷与其他勋贵们一般也不会和兵部纠缠太多——除非兵部说以后勋贵们连在五军都督府挂名都不允许，那他们或许会跳出来跪求皇帝为他们做主。
当然，这种情况下皇帝有极大概率也是真要为他们做主的，毕竟如果勋贵们完全靠边站了，那皇帝也就真成了孤家寡人，开始变得有些危险了。
总之，朝廷实际上的行政大权都在文官集团手中，而文官集团的权力因为科举制的存在，无法合理合法的转到自己的儿孙手中，只能通过“师生”、“同年”、“联姻”等关系来维持。
而即便有这许多加持，家中的学业也必须搞好。因为你一代人没考上还能靠上代人的余荫，可要是再多一两代人考不上，那就真的只能家道中落了。
如此说来，前两条分别是社会思想不同，权力继承制度不同，那么朱翊钧的第三条理由是什么呢？
是权力分配不同。
霍光执掌大权靠的是什么？除了汉武帝临终前给他的“顾命大臣”地位之外，真正重要的毫无疑问是“大将军”之职。
大将军，古代领兵之最高统帅。始于战国，是将军的最高封号，汉代沿置，职掌统兵征战。事实上多由贵戚担任，掌握政权，职位甚高。
汉之前，最高军事武官称为上将军，如秦之白起，燕之乐毅，秦末之宋义、项羽，为一国之最高军事统帅。陈胜，吴广起义时，赵王武臣任命陈余为大将军。
西汉时，刘邦在汉中拜韩信为大将，位在诸将上总理军事，韩信被处死后即不常置。仅战时临时受封，战毕即除。如汉景帝三年(前154)，吴、楚等七国反叛，刘启任命窦婴为大将军。而后刘彻以卫青为大将军，并规定大将军作为将军的最高称谓，位在三公上，卿以下皆拜。后又设大司马，为将军的加官。
因之前丞相的权力过大，自汉武帝起，权力逐步转入中朝。武帝时天子的宾客，大都是挂着侍中头衔与政的。但武帝时的将军都是领兵出征，并不过多参与朝廷政治。甚至卫青和霍去病并为将军，加大司马，亲信无人可以比拟，但他们也只是主要掌管军务。
到霍光时，开始用大司马大将军的名义当政，权力在宰相之上。从此，大将军实为中朝官领袖，后王凤等皆以大司马、大将军预闻政事。汉成帝后期，改大司马由加官转为本官，设金印紫绶，去将军之号。
总之，按《汉官仪》载：“汉兴，置大将军，位丞相上。”而按《文献通考》卷五十九则云：“大将军内秉国政，外则仗钺专征，其权远出丞相之右。”
最后这句话很关键，“大将军内秉国政，外则仗钺专征，其权远出丞相之右。”所以说，霍光在武帝去世之后，不仅是大汉的“首席顾命大臣”，还是“军政全权掌控者”。
那么，朱翊钧所谓让高务实“去做霍光”，高务实真能做到吗？其实不能，因为汉、明两朝的官职体系相去甚远。
大明早已没有宰相，而现在的所谓内阁首辅，顶多只是宰相的超级弱化版。首辅既无宰相之名，也无宰相之实(主要指开府设置官吏等权力)，仅仅只是由于卡在了皇帝与百官的中间，占据了原本属于宰相的“生态位”，所以在外界还会被以“相”称之罢了。[注：这一点在本书很早的阶段就有论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