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还只说了税收这一块，实际上“财政”这个概念比“税收”要大。自从高务实执掌财权，大明朝廷已经从典型封建社会的那种“只要百姓不造反”逐渐在往“发展社会生产力”过度。
换句话说，地方官员想要考评优异，除了维稳这个永恒指标之外，还要讲“GDP增速”了。正如高务实三十年前就和高拱提到的过的那样：一个好的县令要能让当地税收连年上涨但老百姓却不会产生怨言。
高拱当年认为这很难，大概率会导致县令连年加征，同时对当地百姓的反对声音加强打压，最终就是前几年出成绩，而达到临界值之后直接爆发民变。
这就是封建社会的典型思维，即便高拱也很难跳出其外，因为在他们眼里，社会生产力是恒定的，你但凡多收税，一定只会导致老百姓负担加重。
实际上，大明在朱元璋时期定下的商税之所以低到几乎能忽略不计，思想根源也出在这儿——朱元璋不是不收商税，他也是收的，只是他认为商税一旦收多了，物价立刻就会上涨，因为商人最是奸猾，他们是不肯吃亏的，所以最终倒霉的还是老百姓。因此，他就把商税一降再降，最终大明的商税就变成一个可有可无的玩意儿了。
然而朱元璋还是不懂，你就算把商税全免了，商人也不会因此降价，他们可不会因为你皇帝爱护百姓就跟着爱护百姓。物价这个玩意儿究竟定到多少合理，那是个市场行为，能够影响它的其实是市场购买力。
换句话说，老百姓手里有多少钱，才决定了你的商品能卖什么价。卖贵了卖不掉，你就得降价；一上市就售罄，你肯定会涨价。
涨价去库存？那是在有人给市场大量注入流动性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的，大明现在可没那个能力。大明的货币不是信用货币，是贵金属。这玩意儿你得去挖，去通过和西班牙人、倭人贸易来获得，不是想“注入”就能注入的。
总之，经过数十年的经济改革，现在大明的经济模式正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而掌握这一变革方向的人，整个朝廷也就高务实一个。然而财政是一个朝廷能够运转的基础，现在高务实撂挑子，整个朝廷很快就一片混乱了。
到了这一步，不惟内阁和各部全都慌了手脚，连朱翊钧也慌了神，感觉如果高务实再等几天不肯回阁视事，只怕整个朝廷就要停摆了——虽然看起来大家都忙得跟一只只无头苍蝇一样，但朝廷实际上已经停止运转。
这还了得！
朱翊钧已经坐不住了。他感觉高务实这次恐怕下定了决心，已经不是“温言勉慰”和“严令回阁”就能忽悠回文渊阁上班的了，必须要出重拳……啊不是，是必须要自己这个拉下面子亲自去请了。不把这个面子给足，日新是真敢给他自己放长假啊！
“陈矩！”朱翊钧下定决心，问道：“日新如今人在何处？”
陈矩小心翼翼地答道：“回皇爷，元辅还在见心斋。”
“备驾，朕要去见心斋。”朱翊钧咬牙切齿道：“今儿个不把日新请回来，朕就睡在他那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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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前两天闲得慌去看拿破仑战史，给下本书积累点知识储备(不是要写欧穿)，然后看得上瘾就耽误了一点更新……呃，现在年过完滚回来了，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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