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即为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森正夫、赵鼎新等多位史家、学者所重点探究的“织佣之变”。而对于台湾所谓“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巫仁恕来说，这次发生在江苏苏州府的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仅是他搜集到的明代中期至清乾隆年间众多“城市民变”案例中的一个。
事实上，这样的“民变”例子多了去了。如1484年，成化十九年，苏州府城反宦官索贿；1518年，正德十三年，福建省城福州兵变抗议裁饷；1575年，万历三年，湖北黄州府黄梅县城反征税；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江西九江府彭泽县城抢粮暴动；1796年，乾隆嘉庆间，江西饶州府浮梁县景德镇官匠罢工要价……
以上种种也只是客观案例中的极少数，而这些案例在高务实看来，实际上都具备一定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然而结果呢？无一成事，都是转头就被镇压了。
什么叫力量悬殊，这就是力量悬殊。像英国那种资产阶级组织军队打赢国王军队，然后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的情况，在中国这边连梦都不必去做——你“雇佣劳动制”的利益集团拢共才多少人，知不知道帝国的根基“自耕农 地主佃户”利益集团有多少人？
前者顶多百万，大概率还到不了这个数，而后者则是以亿计。高务实为什么一直以来都只是引导更多人参与工商业，尤其着力引导大贵族、大地主阶级的代表们参与工商业，就是因为他知道所谓“资产阶级萌芽”在中国真的只是个“萌芽”——站在他们对立面的是个百丈巨人。
只有把这些大贵族引向“商业新兴贵族”、把大地主财阀引向“商业财阀”，壮大了“雇佣劳动制”的基本盘，然后才有可能推动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当然不革命是最好，毕竟革命总归要流血。不过高务实对此信心不大，他估计最后还是会有革命，只是他自己大概活不到那个时候罢了。
总之，中国没有率先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不是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萌芽”出现得迟，而是因为中国的旧有制度、旧有利益集团过于强大，那个“萌芽”就算发展再快，他们的相对力量也依旧不够看。
总结来说，欧洲先行一步的本质其实是“船小好调头”，而农业时代的中国作为一艘超级巨舰，它要调头那可太不容易了。
不过在本位面中，经过高务实的不懈努力，“调头”的第一个迹象终于出现。尽管这件事乍一看并不太妙——是由高务实被弹劾为起点的。
弹劾的发起者是“巡视海道管宁绍等处兵备参政”，一般简称“宁绍兵备”，属浙江巡抚下属。此人名叫李叔元，字端和，号鹿巢，福建晋江人，万历二十年壬辰科二甲第五十五名进士出身。
他弹劾高务实的罪名共有八条，分别是：结党、徇私、媚上、渎职、暴虐、引战、养寇、通外。
如果他的说法成立，甚至只需要有一条最轻的罪名成立，高务实就至少配得上一个“冠带闲住”——保留级别但罢免职务。但凡有两条成立，高务实就该直接被罢黜了。
此时此刻，高务实正在文渊阁的内阁值房之中津津有味地读着这道弹劾自己的奏疏，看看自己的八条罪名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其一，结党。这一条很简单，高务实也能猜到——你是世人皆知的实学派党魁，我弹劾你结党那还能错？天经地义好吧！
不过高务实对这一条并不在乎，实际上从皇帝到普通官员也都不会在意这一条，因为法不责众——但凡有朝廷这玩意儿在，党争这种事就压根免不了。你都党争了，那首先得有个党啊！管你是推崇实学的、信奉心学的，还是只认经典理学的，作为大明官员，你总归有个自己的政治见地，但凡有了，那就有了“党”。
至于说他高务实“结党”，主要是因为他这个“党魁”身份。不过这也无所谓，所谓“党魁”，这玩意儿又不是个实际职务，只是大家根据个人威望、人脉强弱等条件自行认定的，一切都在各人心中，压根不会有实际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