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二人又聊了一会儿其他事，朱翊钧忽然好像困意上头，打断正在说话的高务实，说今天先到这儿吧，朕有些倦了，先去睡个午觉。
高务实见他哈欠连连，不疑有他，随口说了两句让皇帝保重龙体之类的场面话便退了出来。等出了乾清宫，高务实忽然有些纳闷，皇帝这困意来得也忒突然了，前一刻还谈性甚高，后一刻就哈欠连天，不会是昨晚临幸哪位妃子过于劳累吧？
想到这里，高务实立刻自省起来：我好歹也是朝廷首辅了，这般在心里编排皇帝陛下，属实是有些说不过去，抱歉抱歉。
又走了几步，高务实又想起另一处不对劲。往常如果朱翊钧和自己聊到这个时候，肯定是要留自己在宫里陪他一起吃个午饭的，这在京师官员中都已经是他高某人见怪不怪的特权了——因为大明的皇帝一般不留臣下一起用膳，即便赐宴给内阁阁老，通常也是直接送饭菜去文渊阁的内阁值房，并不会让阁臣来乾清宫与皇帝同吃。
然而今天居然破了例，这就很不一般了。若是外界知晓，恐怕还要怀疑，高阁老是失了圣眷呢，还是皇上交代了什么急务必须马上去办？
所谓细节决定成败，高务实虽然并不认为这么点小事就能影响京师官场对皇帝与自己的君臣关系做出错误判断，但麻烦总归是越少越好，因此他打消了回内阁用餐的计划，吩咐身边的宦官直接送自己出宫城，同时通知一下内阁那边不要等自己。
他倒是不怕没地方去，出了宫门之后自然有自家内务部安排的车队接送他去任何地方，而他选择了去京华银行总行——这地方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同时也是明联储的总部。
明联储的股本很复杂，皇帝的内帑也在明联储的原始股中占有一定比例，所以他来此处，外界就很难判断是不是皇帝问到什么事了。
其实他不是来谈公务的，而是来和高国彦谈一谈对日本的金融战。当然，说金融战多少有些刻意抬高，实际上高务实前世也只是个基层干部，对于金融战并不在行，他眼下要对日本做的那些事，放在后世肯定是相当小儿科的。
不过，现在不是二十一世纪，高务实认为自己的计划还是能有些效果的。
简单来说，高务实是要通过一些经济手段来配合甲斐姬，让她能更好的控制日本内战的规模、强度乃至节奏。
这里首先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个先决条件是，通过这些年不间断的经济渗透，产自南疆的大米已经占据了日本市面上“商品米”的大半江山，顺便将原本居高不下、只有武士阶级以上才能吃得起的大米价格给打下去了不少。
第二个先决条件是，前些年已经成功开采的吕宋大铜矿为高务实提供了大量的铜，京华方面除了铸炮等方面使用之外，很是将这些铜矿用于铸造铜钱——不要误会，不是铸造万历通宝，这个是犯法的——高务实铸造的是专门用于日本市场的永乐通宝。你没看错，就是成祖朱棣时期的永乐通宝。
为什么永乐通宝会是专门为日本市场准备的呢？这个还真值得稍微讲古一下，因为永乐通宝这个问题其实还不光与日本有关，其与南疆、南洋甚至印度、波斯地区都有一定关系——当然影响最大的还是日本。
永乐通宝是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了他侄子建文帝的皇位，改元永乐之后铸造的年号钱。《明会典》记载，朱棣于永乐六年(1408)在京师南京铸造永乐通宝钱，永乐九年又派官员去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四省铸造。但是《明史·食货志》中却只记载了“九年铸永乐钱”，而漏记了永乐六年在京师铸钱的事。
朱棣于永乐六年在京师铸钱，三年后又于永乐九年在位于东南沿海的四省铸钱，这看似极为平常的一件事，实际上背后却有着极为复杂的原因和背景。这是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七年(1394)八月正式禁用铜钱之后，大明朝廷首次开禁铸钱。
众所周知，朱棣在绝大多数政治安排上都尽力按照父亲的遗命来执行而无视朱允炆的改革，因为这可以为他的“正统性”加分。那么，为什么在铸钱这件事上他却要违背父亲的禁令呢？
其实也正是因为“合法性”。正因为他对“合法性”不足的担忧极大，所以才想通过正式铸造一枚他的年号钱，来抹去他篡位者的嫌疑，并以此向世人昭示他的皇位继承既正统又合法。
有人可能会提出疑问：不过是铸造一枚年号钱，真的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吗？
钱币，特别是年号钱，是不同于一般物品的，在中国古代具有非常强的政治寓意。因此，每当新的王朝建立，或者是新的皇帝即位，甚至是改元换年号，往往都要铸造一种新的钱币。因为只有这样才具有新旧更替、改朝换代的象征性意义，才能昭示其政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而朱棣正是因为明白这层意义，才会宁肯违背朱元璋的祖训，也要打破禁钱令，铸造他的年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