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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集团和中石化都是大型国企，向来是政绩重于利润。
张超提出人民币给付完工奖，两家公司当然都不同意，但完工奖是大华额外支付的奖金，并不是合同中规定的劳务报酬，自然是大华想怎么定就怎么定，他们只能选择参与或者不参与。
说来说去，新兴集团选择了自降金额，用1比10的比例，兑换美元收入，以现在的外汇价格来算，等于降了一倍。让张超又是无奈又是好笑。
说给苏城，他却是一点都不觉得新鲜。国企对外汇的渴求，早就到变态的地步了。80年代的中石油为什么富的流油，就是因为国家施行大包干制度以后，他们能用多出来的石油换外汇，然后自己支配。这条制度一出，整个石油系统才变成以油论功绩。
改革开放10年了，虽然国家已经摆脱了外汇匮乏的困境，但也不过就是刚刚达到外汇温饱，不至于入不敷出而已。国家领导人就像是刚刚脱离了饥荒的农民，怎么敢说“粮食够了，以后会更多”的话。谁都不知道艰难的时刻什么时候来临。苏联人不可依靠，美帝国主义更是野心狼，面貌忠厚的日本鬼子也不是国际慈善家。
国家依然尽其所能的收纳外汇，以保证国际支付的顺畅，维护国内的经济秩序。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直到2000年以后，国家的外汇管制才有所放松，允许普通人和公司大量的兑换外汇。虽然此时的中国已经美元多到要借给美国的程度。
在1991年，美元仍然可以比人民币购买到更多的东西和服务，也是国企和民企共同追求的目标。这个年月，哪个私企老板要是有本事，能从银行或某部门弄到一批外汇几乎铁定能赚到大钱。这是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部分，但换一个角度来说，又何尝不是滞后的制度的落后之处。国企可以打报告申请外汇，从而赚到打钱，民企不能打报告，就找了能代替报告的人……
1比10的比例，对新兴集团来说，稍稍高于了黑市价。但这笔钱是白得的。从国企官方的角度来看，30万美元和300万人民币都很多，虽然300万人民币具有60万美元的官方牌价但写进报告里的时候，300万人民币是一句表扬，30万美元则是全系统内的赞赏。
张建军尽管是军队出身的转业干部可在追求进步的道路上，他是没有洁癖的。国内的建筑公司赚美元是相当艰难的，此时出国做工程的毕竟是少数，而且多在东欧国家干活，赚到的那些外汇，却是不能和硬通货相比的。
张超用了几天时间和各公司补签协议，众人皆大欢喜。继而，各公司的劳动积极性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就是那些小的承包商拿着足额的人民币，也够舒服的了。原本就倒班工作的建筑工地，干脆是全天无休了。
除此之外，他们还不断的派人催促巴斯夫公司。毕竟他们都是些辅助公司，只有巴斯夫公司安装好设备，一期工程才算是完成。
海沧石化基地做的如火如荼外面的评论也是一日三变。
福*建地区的报刊自不必说，全是连篇的好话，哪个媒体要是登了不符合大局的内容，用不着大华告状，自有宣传部门找他们的麻烦。
但其他省市和中央的媒体就没有那么客气了。
100万美元的奖金，究竟应该还是不应该，要不要这样做，几乎引起了全国范围的讨论。
如果是20年以后，这样的讨论简直无聊。人家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用得着媒体代言吗？
但在1991年情况是不同的。媒体记者一方面号称无冕之王，用仿照普林策奖的方式做新闻，针砭时事，建言立策的念头强烈。另一方面，学习西方肆无忌惮的媒体风格的同时中国媒体是没有管束的。尤其是面对非官方的问题，宣传部懒得管文化部管不到，媒体之间的监督也形同于无。
别说讨论别人的钱怎么花的问题了，试图规范中国人行为的媒体记者满大街都是。
只是讨论应该和不应该，已经是李琳努力奋斗的结果了。
苏城只得安心受之，料想评论很快就会消失了。
诸如葛洲坝一类的事情全国轰动，总有一样能让媒体发泄过剩的精力吧。
11月很快来临。
葛洲坝工程的新闻确实铺天盖地，然而，新闻的角落里，总免不了有讨论奖励和奖金的文章，三五不时的，记者们还会联系到深交所股市，去判断苏城目前的资金数额。
深交所的股票已经涨到了18元左右，迫近历史高点。苏城购买的3亿元股份，等于凭空上涨了1.5亿。这部分资金是要公开的，也让刚刚接触到资本市场的人咋舌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