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结束了？”河西县政府内，地区行署专员兼河西县长王大壮一边刷刷地写着什么，一边问毕恭毕敬地坐在自己对面的河西镇镇长。
“结束了，那帮代表们可真难缠，提了一堆要求，都是我们不好解决的。”镇长摇了摇头，用无奈的语气说道：“专员，下次你让老陈去吧，我推了两个会议，就为了陪这帮人扯皮，实在是头昏脑涨。”
“老陈”是河西镇副镇长，分管交通运输及相关基建工作，这两天正在乡下督促一条三等国道的建设。而这位镇长刚才提到的会议，其实就是在东岸乡（镇）一级比较普遍的政治协商会议，其主要作用是向乡一级的政府提供各种建议，为地方建设出谋划策。
这种所谓的政治协商会议，其最初的形式，其实是乡政府办公会议的旁听。在东岸草创的那个年代，因为开拓边疆、凝聚人心的需求，一些新设乡镇的领导干部会不定期在院子里开会，并允许本地民众在院外旁听。
他们开会商量的东西多事关本地建设，因此百姓们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有时听得兴起了，还会在院外高声发言，说出自己的看法。而会议主持人（一般是乡长或分管副乡长）一般也会挑一些问题进行回答，以让民众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政府的相关决策。
应该说，这种不定期会议形式在早期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尤其那会他们需要民众做出巨大牺牲，一边开荒种地，一边承担繁重的劳役建设地方，很多时候甚至还要让他们上阵与原住民作战，这种会议可以说极大笼络了人心，让人们觉得政府还是为他们服务的，能够倾听他们的呼声。
再后来，随着各种制度的规范化，这种大院旁听会议也进行了改革，即由各县政府制定本县范围内各乡镇的定期政治协商会议。这种会议由乡镇一、二把手出面主持会议，与会的代表也都是从各行各业的挑选的，有农民代表、有工人代表、有军人代表、有商人代表、有文化界人士等等，反正各行各业都有，但不是平均分配名额，而是严格规定了比例，以确保这些代表们能够很好地代表每个乡镇的各个阶层——不然的话，基本就变成联合省、西班牙那种市镇议会的模式了，全是商人和贵族与会，其他人完全没资格参与。
政治协商会议的日期全国并不统一，而是由各县政府自行决定。考虑到各界代表们聚集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一般都是提前两个月以上进行通知。与会的代表有权对乡镇领导拿出的工作报告进行审议（不管他们识不识字），并提出自己的意见。理论上乡镇领导们并不一定要遵从他们的意见，因为按照会议制度，他们只有建议权，而没有决定权。但考虑到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对政府下一阶段的工作至关重要，因此乡镇主官们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做出妥协，以换取他们在其他方面的支持。毕竟，政治本身就是妥协的艺术嘛，这一点不奇怪。
老实说，东岸国内对这种制度并不全是支持的态度。顶层的政治家族们认为其“基本无用”，属于“劳民伤财”的行为，只会打乱乡（镇）一级的基层政府的秩序，让他们原本有条不紊的工作陷入混乱。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往往缺乏全局眼光，而且缺乏专业的政治素养，不明白国家是怎么运作的，对各种事情充满不切实际的臆想——把政治这样一项事关国运的事情交给一群“半文盲农民”、“只会敲榔头的工人”甚至是“唱戏的戏子”，是一种完全不负责任的行为，“他们什么也不懂”！
支持的一派主要是社会上有影响力但不从政的人士，他们可能很有钱，因此开始追求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他们在公开场合——如茶馆、咖啡馆——谈论政治协商会议制度，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让人民参政议政的制度。什么？人民什么都不懂？该死，你不能这么说！什么？不同的人民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他们搅在一起会把事情搞砸，效率低下？你这是不尊重人民！听着，你必须给人民一点念想，一点甜头，让他们因为辛苦工作而积累下的怨气有一个宣泄口，这对于统治是很有好处的。这就好比一个燃烧着的大锅炉，蒸汽压力不断增高，这时候你就需要一个泄压阀了。
当然支持的一派对现有的制度也有很不满意的地方。尤其是那些有钱的商人，他们对政府强行规定的各个阶层的比例而不满，他们无法接受与一个穿着脏兮兮的工作服的工人平起平坐，一起对本乡的工作指指点点，甚至其中可能还有他自己的雇员。他们要求对代表的门槛加以限制，至少家产达到一定程度的才可以进入，因为不这样做的话，所谓的政治协商会议最终只会成为一个笑话，一个大家坐在一起喝茶聊天叙旧的可笑场合。只是从目前看来，他们的这个请求多半不大可能，上级政府也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得罪数量更大的工人和农民群体的利益——更重要的，会议里军人的数量也很多，他们中大部分人并不如商人富有，你难道想剥夺他们的代表席位吗？你再好好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