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在与东朝商务竞争之中亏蚀甚多。平心而论，实非东国商人奸狡如狐，蛮横霸道，而在吾辈不自讲求商务之精理所致。况外人商务竞争，瞬息万变，刻不容缓，迫不容待，又如何能以一陂一障之抵力，当此汪洋巨海之潮流乎？故欲言竞争，当从商务下手，而这也是敝馆开办之缘由，即提倡商学、研究商情。陈师，这商务之精理，一言以蔽之，学而已矣。无学不足以言商，无学不足以言会。商务一道自古即被误置之于士农工商之末，乃不知现今诸国均借此以应优胜劣败之雄谟。”在费劲口舌将自己年轻时的授业恩师劝回去之后，黄伯超擦了擦额头的汗，回到了大厅内。在这里，二十余位各个年纪都有的男人站在那儿，脸色都不是很好，有人的眼神还很迷茫，甚至还隐有一丝羞愧的情绪在内，这令黄伯超更是黯然。
“诸位，陈师所言固然不无道理，但如今世道变了，圣人之学也不应当一直不变，不然就是走了邪路成了邪教了。孔孟之学，本就包罗万象，兼收并蓄，人人都应有自己的理解。值此世界大变之际，吾等若是仍然抱残守缺，不思进取，岂不要令煌煌中华文明一起跟着陪葬？”黄伯超将众人的表情都看在眼里，因此出言给大家大气：“设想若是商业不昌，朝廷财计不足，则百官薪俸无法发放，几十万大军军饷无法满足，枪炮甲杖等器具更是无从筹措，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吾等商院所学为中国素来未办过之事，章程等件均是衡量国朝传统、时局，且取外国已有之成绩变通用之，断不至于背上数典忘祖、不敬名教的黑锅，诸君都是有志于新学的人才，还计较这点毁誉？”
黄伯超一番话说得众人连连点头，然后纷纷作鸟兽散，前往各自房间温习功课了。
这里是裕大昌商院，是裕大昌布行东主黄伯超创办的产业，主要是为了培养商学专门人才，以繁荣地方商业，促进生产力提升，进而提升整体国力。该商院教学用的教材全是黄伯超在宁波游学、经商期间搜集所得，其中也有许多是他自己领悟的道理，可以说是他经商半生以来的智慧结晶，传授给别人也未尝不可。
但问题出就出在此人大张旗鼓地办了学校，然后大量印刷教材分发给学生学习，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力，这无疑捅了马蜂窝了。要知道，在如今的大顺，虽然思想文化领域正在进行着缓慢的变革，社会上的工场作坊也日渐增多，但真要从全局来看，其实还是旧思想、旧文人、旧秩序占了上风的，所谓的新学还是在政府部分官员的支持下顽强地生存发展，并未达到全社会认可的阶段。因此，可想而知当黄伯超此人在巴陵县城内开办这所商院的时候，是引起了多少人的愤怒了！
裕大昌商院挂牌不过三天，就被一群读书人堵了门，牌匾被砸不说，院子里的花盆、树木、桌椅什么的也被毁坏得一塌糊涂。甚至到了当天晚上，还有人往商院的大门上泼粪，可见怨念之深。
大顺朝廷的岳阳知府、巴陵县令虽然都是同情新学的官员（不然也不会被派到这个堪称锁钥之地的湖南门户了），但他们作为一县乃至一府的主官，自然要考虑到地方上的舆情，以及大量事务需要靠传统士绅来帮助，因此无法以行政手段很明显地保护黄伯超开办的商院的安全。他们只能和稀泥，尽量让人们将注意力转向他处，不至于让裕大昌商院被祸害得太厉害——没办法，即便在大顺这种相对开明的地方，绝大多数百姓仍然是守旧的、保守的，尤其是在精英分子阶层中，守旧分子的比例只会更高，这没别的好的解决办法，只能靠坚持文化改良运动，慢慢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的观念。
但在人们的观念改变之前，毫无疑问，黄伯超和裕大昌商院本身都将背负很多人异样的目光，成为很多人鄙视和唾弃的对象。但黄伯超是一个信念坚定的人，出生在南昌的他在青年时间被大哥赶出家门，然后带着仅有的一点浮财到湖广来投奔舅父，最终依靠批发棉布生意慢慢发家，成了湖广一带举足轻重的大商人，裕大昌布行也成了长沙、衡阳、巴陵、武昌等地响当当的字号，生意极为兴隆。
而在赚了许多钱之后，黄伯超现在有了更多的追求，即帮助这个社会培养更多的商学人才，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让商学成为显学之一，进而通过商业的发达来倒逼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与他持同样想法的人不少，但多集中在钱庄、票号行业，那些商人在赚取了丰厚的利润之后，反倒希望投资实业，兴建生产各类物资的工场或作坊，与后世几乎是截然相反的两个趋势。
究其原因，大概与这会流行在大顺境内的一些思潮有关。这些思潮很复杂，来源也很多样，其中既有东岸知识、文化和思想的传播促成，也有本地商人集团在政府更多的钱粮、物资的要求下刺激而成，当然更少不了觉醒后本地精英分子们的自发努力——他们对满清这种异族政权固然很布满，对经常居高临下带着一股优越感、指点感和施舍感的东岸人同样不是十分满意，因此知耻而后勇，努力奋发自强。
按照这些人的言论来说便是：“商学如果大兴，不但两湖川赣可以光固，亦可为吾同胞昌千古未有之盛业也。”只可惜这会大顺境内的明白人还不够多，应和这种思想的力量还不够大，上至官绅军将，下至黎民百姓，都只是浑浑噩噩地被动前行，民智未开，因此这种思想也只能在小范围内传播和接受，充其量只能是一种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某种躁动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