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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船，就得有炮。
正德年间中国的钢铁产量，相当于整个欧洲的总和，并且冶炼技术也达到世界顶峰。
炒钢法已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并实现规模化、量产化和生熟铁连续生产模式。炼铁炉和炒铁炉是串在一起的，炼铁炉炼出的生铁液，直接流入炒铁炉中，用柳木棍搅拌而形成熟铁——这样既提高生产效率，又能减少炭火消耗。
欧洲那边，还要再等两百多年，才发明类似的搅炼炉，中国早在成化年间就推广开了。
并且，欧洲用铁棍搅炼生铁液，只能得到低碳熟铁。而大明用柳木棍搅拌，柳木的碳混入生铁之中，减缓生铁去碳的速度，能够直接得到低碳钢。
如果炒钢师傅的技术和运气都好，还有几率炒出中碳钢，甚至是高碳钢。
当然，大部分时候，只能炒出优质熟铁。这种情况，在官营铁厂最为多见，比如北方的遵化铁厂，居然一直用罪犯来炒钢，谓之“炒炼囚人”。其死亡率极高，相传十个里面要死九个（“顾十九毙命”），经常是被打死、病死的。炒钢之人性命都保不住，哪能提高自身炒炼技术？
民营铁厂就厉害得多，最典型的就是佛山！
中国古代历来盐铁专卖，明代官府却没有控制冶铁行业。按照朱元璋的思路，官方生产的钢铁量，够用就行了，没必要与民争利。当时，有官员发现新铁矿，建议皇帝立即收归国有，结果马屁拍在马腿上，被朱元璋直接流放海外。
明代的铁匠户，服役最繁重的，一年时间有半年给官府做工。服役最轻的，五年时间有半年给官府做工。剩下的时间，都可以自由分配。
正是这些有利因素，导致明代的冶铁炼钢技术，达到中国封建王朝的巅峰，也达到当时全世界的巅峰。
但是，王渊想要铸炮，有一个情况非常致命，那就是中国铁矿石品质太低！
北方大规模使用煤炭冶铁，导致炼出来的铁更脆，用于铸枪、铸炮都非常容易炸膛。南方依旧使用竹木炭冶铁，品质稍微好一些，但依旧杂质甚多，而且冶炼成本也很高。
欧洲如今普遍使用铜炮，可惜中国严重缺铜，铜炮的制造成本让人难以承受。
那就铸钢炮？
王渊向铁匠们一打听，炼钢费时又费力，而且产量非常低，从成本来看还不如铸造铜炮呢。
中国此时主要有两种炼钢法——
一种是前面所说的炒钢，但主要产品是熟铁和低碳钢，炒出优质钢材的成功率属于玄学范畴。
一种是灌钢，且在明代出现两个方向的改进。其一为“生铁覆盖法”，已在全国大范围推广；其二为“生铁浇淋法”（苏钢），目前只停留于南直隶地区。
综合成本和质量考虑，苏钢铸炮最为划算，可苏钢的价格，依旧比铜贵出无数倍！
更为尴尬的是，王渊身为浙江总督，任期之内不能随意乱跑。而明代最好的钢铁厂，官营以南北直隶和山西为主，私营以福建、广东和湖广为主，浙江的冶铁炼钢技术实在堪忧。
海宁船厂在新建大型船坞时，王渊骑马前往绍兴，那里有浙江最大的铁矿——漓渚铁矿。
绍兴知府叫梁乔，听闻总督视察，立即前来拜见。
但也仅此而已，梁乔属于真正的清官，拜见总督纯粹出于官场礼节。历史上，他在绍兴任期一满，立即回乡侍奉病重老母。给母亲送终之后，闭门苦读二十余载，期间只收下几位弟子，淡薄名利，不附权贵，病逝于家中。
倒是会稽、山阴两县的知县，一个劲儿溜须拍马，把王渊烦得不行（跟杭州府城差不多，绍兴府城也被劈成两半，一半归山阴县，一半归会稽县）。
王渊来一趟，见到地方主官，自然要问政：“绍兴诸县，观音像改建得如何？”
梁乔回答说：“观音旧像，皆已拆除，少数新像已经塑成，多数新像还在建造当中。”
王渊又问：“可有遇到阻力？”
梁乔答道：“吾知总督心意，此为整治溺婴陋习，可活婴孩无数。些许阻力，不足挂齿。”
王渊很高兴：“本督定当上报朝廷，阐明梁太守政绩。”
梁乔没给好脸色，说道：“不用，家中老母年事已高，且时常患病卧床。等明年任期满了，我就辞官归乡，政绩对我而言毫无用处。而且，我虽然支持总督大建怒目观音像，却反对总督在浙江开海。不论总督是否听得进去，我都要说几句不中听的。开海，于商贾有利，于小民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