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山西的归运朝廷，则被山西商贾控制，全面清理山西境内匪寇，保障辖地内的工商业环境。他们不理会已经打烂的陕西，而是出兵攻打河南，因为山西粮食不足，必须占领河南才能回血。
河南地方军阀奋起反抗，但根本不是北方边军的对手，山西朝廷迅速占领河南全境。
昭德三年。
眼见北直隶有些起色，权倾朝野的王皋，突然被皇帝诱捕下狱，竟是昭德皇帝想要收拢大权，不愿做一个受人摆布的傀儡。
王皋悲愤不已，虽然皇帝不敢杀他，只是逼他交出大权。但王皋刚烈异常，自杀于狱中，留下血书遗言：“煌煌大明，国将不国。王氏子孙愧对祖宗，望天下英豪重造乾坤！”
同样被软禁的内阁首辅金芳，听闻王皋的死讯，当晚便吞煤自尽，留下血书：“生不可救社稷，死或能醒人心，吾随岸磊公（王皋）共赴黄泉去也。”
昭德皇帝直接傻眼了，他真不敢杀王皋，这这何至于此啊。
昭德皇帝下令厚葬王皋、金芳，京城内外人心尽失，皇帝得到大权却头疼不已。
天津王氏首领王鳌，愤而传檄天下，喊出“诛暴君”的口号，先是断绝漕运，接着又带天津团练攻打北京。被克扣粮饷的京城官兵，主动开城投降，北京百姓直接攻入皇宫，将紫禁城抢掠一番，将昭德皇帝吊死于午门城楼。
王鳌虽然占领京城，却很快不知所措，麾下也开始争吵不休。
一派喊着拥立王鳌为帝，一派喊着迎奉太原天子，一派喊着另择宗室登基。
王鳌代表着天津、山东商贾利益，属于绝对的既得利益者。他下不了决心自立为王，只想延续大明的统治，最终选择迎奉太原天子。
山西那边，反应很扯淡。
归运皇帝想要去北京，山西商贾却不放人，因为去了北京之后，朝政肯定被王氏控制。
归运皇帝被逼着写诏书，说朝廷早已迁都，让王鳌去太原做官。
而北方边镇的将领，一些支持山西商贾，一些则想去北京的花花世界。被掳到太原的王氏子孙，趁机怂恿将领兵变，口号是“清君侧、迎帝归”。
兵变被镇压，王氏子孙被杀死三十多人，剩下的全部趁乱逃离山西。
山西商贾继而展开清洗，导致攻占河南的边军叛乱，总兵郑越（武进士郑虎后代）自立为河南王。
王皋得知同族被屠三十多人，彻底跟山西朝廷闹翻，也对宗室不再抱希望，自封为直隶总督，苦心经营白骨露于野的北直隶。
经过这些事件，大明皇室权威降到极点，已经没人把皇帝当回事儿了，但同样也没人敢率先称帝，而是出现一堆一堆的地方“藩王”，王朝末年的藩镇割据正式形成。
南方沿海最有意思。
昭德皇帝被北京百姓吊死，归运皇帝被山西商贾控制，南直隶的官员和商贾，不再认可北方政权。
徽商和江淮商贾，另立宗室为帝，改元“大兴”，再次出现二皇并立局面。
可是，浙江、福建和广东，却不愿听南京号令，居然搞出三省联合自治。他们设置三省联合议会，又下设省议会、府议会、州县议会，各级官员必须听取议会的意见，否则不能颁布任何法令。
王元珍占据湖广、江西之后，大量王氏族人、大同社成员、物理学社成员来投，可谓人才济济。
而且，由于王元珍强行分地，愿意来投靠他的人才，多出自小地主、自耕农和小市民阶层。
王元珍暂时无力向东南沿海扩张，也没实力去攻打广东。他一边在辖内搞土改，一边派兵去攻打广西。
广西地方势力，需要面对“伪大越国”的兵锋，军队主要驻扎在南方边境。
王元珍在广西势如破竹，广西兵紧急回源，“伪大越国”趁机入侵。广西士绅商贾，由于畏惧被王元珍分地，竟然选择向“伪大越国”投降。
广西济世派大怒，串联掀起农民起义，四处杀官造反、攻略州县。仅仅一年时间，就有十余万农民军，带着三府之地归附王元珍。
王元珍带着军队在广西打仗时，交趾汉人突然派使者来接洽。
交趾设省的时候，已经清洗了一遍地方大族，接着又派遣大量汉人移民。那里的土地兼并程度，其实并不十分严重，反而是幸存的安南旧朝望族，拥有最多的土地，汉人则主要占据工商业优势。
这次起兵自立，宣布建立大越国的，便是安南旧臣阮氏之后。
阮氏打着驱逐异族的旗号，扇动土著百姓，对汉人高举屠刀。交趾汉人分布各地，又没有真正的德望之士领导，竟被阮氏窃土成功。而且，阮氏还手段高明，承诺不侵多汉人商贾的财产。导致交趾汉人当中，真正有影响力的家族，对交趾的异变不闻不问，继续高高兴兴的做生意。
出身交趾小地主阶层的士子，早就在密谋收复疆土，听闻王元珍在广西与阮氏作战，立即派遣使者前来商量联合之事。
双方交流非常顺利。
王元珍承诺收复交趾之后，对拥有2000亩土地以下的汉人，不会强行分地给农民、佃户。超过2000亩的土地，按市价进行官方半价收购。
交趾士子自然愿意，就算超过2000亩也无所谓，大不了选择分家分产。
把土地分给儿孙和族人，总好过被异族虎视眈眈。
归运（昭德）三年，王元珍大破“伪大越国”与广西豪族联军，交趾汉人在“伪大越国”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