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初中时需要住校，人家都有家长送，我自然是没人送的。自己骑车驮着铺盖卷，就去了镇上的初中。当时村里一个爱酗酒爱打孩子的爸爸，骑车送他女儿去学校住宿，我都羡慕得很。哪怕我的父亲也酗酒，也爱打我，起码在我身边，还有那温情的时刻，在我身边照顾一下我，给我一点点陪伴和呵护，我也甘愿每天都被打，也都可以。那个宿舍非常的简陋，大通铺，白天卷起褥子就吃饭，晚上铺开褥子就睡觉，还是两个人一个铺位的那种。
有一回父母带三岁的弟弟回农村老家来，我刚放假，大人让我看着他，他要我给他弄断一根铁丝，我哪里弄得断？只好拿起斧头试图砍断它，结果三两下却砍到了自己手指。已经是傍晚了，也许天色有点暗的缘故。流了好多血，我痛得吓得哭着跑向屋内找奶奶。恰好父亲回来，急忙间，父亲骑车载我赶往镇上的医院缝合伤口，若非他恰好回家，我恐怕又只能在村里的小诊所草草包扎，之后由爷爷接手换药，无论伤势多重，送医院总是那个不会被考虑的选择。
那个夜晚的记忆尤为清晰，缝针归来，家中情景历历在目：母亲拥着弟弟坐在沙发上，奶奶则坐在堂屋的椅子上。母亲并未对我的伤势投以丝毫关切，而是径直询问起受伤的缘由。由于恐惧大人的责备和因就医花了家里的钱，我说了谎，说是弟弟不慎伤了我。尽管弟弟年幼，却也明白真相并非如此，他摇晃着脑袋，坚决否认。母亲紧抱着弟弟，断言道：“不可能，弟弟从来不会说谎的！”我承认我是说了谎，那是出于恐惧，害怕自己被大人嫌弃。然而，母亲对我的伤口视而不见，甚至在我与弟弟之间，她更愿意相信那个三岁的孩子，而非我这个长期留守、缺乏陪伴的女儿。手指的疼痛让我本能地靠近奶奶，只有她给了我些许安慰，告诉我很快就会好起来的。那一夜，我居然未曾从母亲那里得到半句安慰。
此后多年，母亲还不时有意无意地提起：“那个手指其实是你自己弄伤的，不是你弟弟。” 她是对的，错的全在于我，或许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我就成了她眼中的错误，因此才如此不受待见。拆线那天，父母已带着弟弟返回城里，我只得独自骑车前往医院。由于去得太晚，拆线过程异常痛苦，护士询问家人何在时，一句话便问的我，眼泪夺眶而出。
读高中时，每次回家，奶奶都会向我哭诉我不在家时她与爷爷的争吵。奶奶总是这样，她不愿让城里的儿子担心，却把我这个孙女当作了唯一的倾诉对象。我曾动过退学的念头，想回家照顾奶奶，但父母坚决反对，我只得继续学业。正是从那次退学风波开始，家人对我的关注才渐渐多了起来。父亲和母亲分别到学校看过我两次，但母亲曾去高中看望过一次的这件事却被母亲反反复复提及了许多年，仿佛她为我付出的那一点滴都需要我铭记在心，感激不尽。
如今，母亲已步入晚年，我尽己所能去孝敬她，我们的关系也有所缓和。除了她偶尔会提起那两次探望，我已不再介意。因为我深信莫言母亲的那句话：“当年的那个人不是眼前的这个老人。”即便父母如今表达了歉意，也无法抹去当年那些伤痛。
回望过去，那些经历仿佛属于另一个人，我就像是个旁观者，看着那个孤独无助的小女孩，用她瘦弱的身躯和稚嫩的心灵默默承受着一切。在那个时刻，这人世间，没有人站在她身边，只有那个同样无力主宰自己命运的奶奶，给过她一丝温暖和关怀。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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