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杨砾离家后，冯芸和雨萱终于安然入眠，一觉睡到早上八点，差点错过了心理治疗。
半小时的治疗结束后，医生对冯芸说，孩子已经用非药物疗法干预了一个多月，仍未见起色，建议开始口服抗焦虑药物。
“必须要服药吗？”冯芸内心挣扎，既怕耽误孩子病情，又担心药物副作用。
“拖久了更不利于恢复，而且现在还出现了抽动症状。”
“我再试着改善家庭环境，您看可以吗？”冯芸近乎哀求地问。
医生皱起了眉头：“不管是否服药，都需要温馨和谐的支持型家庭氛围。我们说好的家庭治疗，到现在都没有开始，最好再劝一劝孩子爸爸。”
“好的，我想办法。”冯芸嘴上这样说着，心里却已放弃了对杨砾的指望。
自己和他之间闹成这样，家中热战与冷战交替，哪里还谈得上“温馨和谐的支持型家庭氛围”？父母吵架，孩子遭殃。他不在家兴许更好。
她不希望他回家，一半是为了雨萱，另一半则是为了自己。
住院的几天里，身体上的疼痛和对腹中胎儿的担忧分散了她大部分注意力，她还来不及照顾自己的情绪感受。然而，当确定胎儿无虞，自己脸上的红肿也消退后，精神上的折磨才正式拉开序幕。
她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家暴的对象。她既非性格懦弱，又非经济不独立，怎么突然就变成了挨打的弱者？
一股强烈的屈辱感涌上她的心头。她不能接受尊严像这样被踩在地上践踏，她要反抗。
体力上的硬碰硬是不现实的，她想到了报警。但在这之前，她得先大致了解一下杨砾可能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她没有问自己的律师朋友。她觉得这件事太丢人了，不想熟人知道。于是她找了几家网络上的在线法律咨询。
令她感到意外的是，对于这一耳光属不属于家暴，竟然还颇有争议。有人说打耳光是暴力行为，属于身体伤害。有人说并未产生严重后果，所以无法追究法律责任。
原来，法律上对家暴的认定和她想的大相径庭。
她的情况够不上轻伤，也没法证明流产症状与那一耳光直接相关——医生询问病情时，她承认了在那之前已有疲惫和腰酸的症状。再说，她身体情况也很快好转，暴力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况且，由于没有当天报警，她错过了法医验伤的最佳时机。
她没想到，自己有老谭和急诊护士作人证，有住院的病历作物证，居然仍奈何不了杨砾。
法律也许能保护每一位身处家暴阴影下的女性，但在它出手之前，还是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
要报警吗？她犹豫了。
家暴总被大事化小地描述为夫妻间的小打小闹，外人不方便干预，干预也多是劝和。调解到最后，无非又落到夫妻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的套话上，等于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她这个挨打的人也显得不那么无辜了。
这不是她能接受的结果。
内心一番挣扎后，她还是拨打了报案电话。
“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当时为什么不报警？”
“大约两周前。现在报警已经晚了吗？”
“倒也不晚，半年内都可以。”
接电话的辅警简单询问了事情的过程，让她抽时间去派出所做个笔录。
“我这种情况……算家暴吗？”她忐忑地问。
“甭管算不算，《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总不是形同虚设的吧。你别怕，我们对家暴案件一向非常重视。”
这句话令冯芸重新燃起了希望，特别是你别怕这三个字，让她脆弱的心感受到了支持和保护。
“处理结果会是什么样的呢？”
“依据严重程度，有警告、罚款、拘留，至少也是批评和训诫。你得先来做个笔录，我们需要了解详细情况。”
“好的。谢谢！”
冯芸挂掉电话，泪流满面。她还没想好什么时候去做笔录，但她已确信，那一耳光绝不会白挨。
要怎样向警察描述当时的情况呢？她回想起了当天的场景，自己与婆婆激烈争吵的声音在耳边回荡。句句犀利，直戳人心窝。
“是我活该吗？”她自问，似乎陷入了不可思议的自我怀疑。
她承认，自己那天对杨砾的母亲的确不够尊重，但她也不觉得尊重这种东西是仗着身份就能理所当然享用的。
是杨砾的母亲挑起的战火，在那之前，她还闯下那么多祸事，再往前追溯，所有的安宁都是自己用金钱和忍耐换来的，那个所谓的婆婆根本就不值得尊重。
自己只是忍无可忍了，却招来如此暴行。为什么？
她错在哪？是错在一时冲动的口不择言，还是这些年来毫无原则的忍让？
在这些问题没有搞清楚前，她无法面对杨砾。
“让他在你家多住几天好吗？我不想见到他。”她给谭铭之发去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