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点未到，范清婉与高小双就来到了南大北园。在路过电教室时，她见走廊上有人正扒着窗户向里看，便停下了脚步，也好奇地凑了过去。
吴影教授正站在讲台前，给学生们上课，背后的黑板上，用白色粉笔写着“年号与国运”几个字。
也许是刚开始不久，只听到吴教授讲到：
“ …所谓年号，就是古代帝王纪元所立的名号，是帝王统治天下的合法性标志，史称为‘奉正朔’。据有关史料记载，先秦至汉初并无年号，汉武帝即位后，才开始正式使用年号，历史上称之为建元元年。其后，历代帝王都起有年号。年号初始，以六年为纪，成为一元，所以年号用了六年后，就会改元，重新起新的年号，后来，年号取舍就出现了随意性，有的帝王遇到什么天降祥瑞，或内讧、外忧等事，都会更改年号，有的皇帝一生所用的年号，甚至多达十几个，比如，唐高宗李治，有14个年号，不过，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其后的明清皇帝基本上都只有一个年号。
虽说启用年号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但每个年号的背后，都有它特殊背景。比如，第一个起年号的汉武帝刘彻，一共有11个年号，几乎都与道教有关。之所以如此，其背景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大汉自刘邦立国以来，上层社会大都崇尚黄老之学，也就是道教，尊奉太上老君、元始天尊等道家神仙。二是，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朝廷的大权掌握在窦太后的手中，而不是汉武帝，而窦太后此人，非常信奉无为而治的道教思想。汉武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皇位，只好投其喜好。其实，汉武帝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并不十分认同黄老之学，因此在窦太后去世的第二年，就将年号该为“太初”，虽然该年号语出《列子?天瑞》中：‘太初者，气之始也’，仍包含着道家哲学中所谓的“无形无质，只有先天一炁的原始宇宙状态” 的思想，但其在治国理政方面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其曾先后三次召见儒学大家董仲舒，与其促膝长谈，垂问国策，董仲舒为此向他灌输了三点意见，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所谓‘天人三策’。第一，皇帝的由来，是君权神授的；第二、皇帝的权力，天下为皇帝一人所有；3、皇帝的信仰，儒学将令他的皇位更加稳固。
此后，汉武帝便进行了雷厉风行的改革，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重塑思想体系，强化中央集权，从而开创了伟大的‘汉武盛世’，成为了千古一帝。呵呵呵…凡事都具有两面性。也正是这巨大的变革，导致先秦以来所倡导的‘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的世之显学，最后就只剩下儒学一家了…呵呵呵…当然，墨家并没有真正绝灭，而是换了一种形态，潜隐蛰伏了起来，墨家的巨子和后世墨者们，一直利用道教的经典和庙宇场所，秘密传承着墨家的核心思想和价值观。比如，墨子的宇宙时空、尊天明鬼等思想，后来就成为上清派茅山道教的教义来源，南北朝时期茅山道教的宗祖陶弘景，更是将墨子视为上清派的启蒙师，在其所著的《真灵位业图》中，将其与道教的太上老君，同列为第四层次的主神”。
吴教授稍作停顿，然后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了两行字：
乾圣、兴福、咸嘉、崇贞
永昌、绍庆、咸宁、崇贞
并找了红色的粉笔，将最后的“崇贞”’二字重重地圈了起来，然后转过身，清了清嗓子，说到：
“下面，我再提一个年号，就是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的年号，‘崇祯’，这一年号非常特别，甚至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中国最后一个由汉民族建立和统治的王朝帝国覆灭的标记。
关于‘崇祯’这个年号，史学界有两个不同的说法。据《思陵典礼记》中记载，明朝天启七年，也就是公元1627年，明熹宗朱由校在临死前将皇位传给他弟弟信王朱由检。朱由检继位后，当时礼部大臣拟定了‘乾圣、兴福、咸嘉、崇贞’这四个年号，供他选择。朱由检最后选用了崇贞，并将“贞”字改为“祯”，以“崇祯”为其纪元开始。
朱由检之所以选定“崇祯”为年号，很多学者认为，因为“崇”为高大，“祯”为吉祥，并且“崇祯”与“重振”又是谐音，比较符合他重振大明王朝的治国理念。呵呵呵…可是，在野史中，却有另外一个说法。在《烈皇小识》中有记载，当时内阁拟定的年号，是下面这一排的年号，‘永昌、绍庆、咸嘉、崇贞’，而不是刚才讲的这上面四个。对此，有学者认为，朱由检放着第一个‘永昌’年号不用，偏偏选择最后一个崇祯年号，这可能就是命数使然。哈哈哈…后面还有一句，叫‘大明王朝亡国的密码，就藏在这个年号之中’。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崇祯帝不用’永昌’年号，就意味着他对江山的放弃，于是乎，1643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国时，就将这‘永昌’选定为年号，并将第二年定为永昌元年，随后，延续了276年的大明王朝便轰然倒塌了。后来大清入关，顺治帝登基后，其历史性地改变了年号的甄选方式，虽然仍采用了明朝的“一生一元制”做法，但年号的用词，不再从易经等道教书籍撷取，可改由从儒家经典文献中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