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孝宽回忆起宁朔县的情况，这个县在北魏的建制中属于下县，也就是少于一千户的人口少县。
就算是接收了一部分六镇遗民后，宁朔县的人口也才超过一千人。
除了人口少以外，宁朔县的土地也很贫瘠。
这个县还是汉胡杂居，大量的土地贫瘠无法耕种，只能用来放牧。
这样的一个县，在短短两年来土地的面积翻倍，这根本就是不可能达成的事情。
再一看，韦孝宽又看出了新的问题。
土地面积翻倍，而当地上缴的税收则比一倍还多，宁朔县今年交上来的账本太亮眼。
王思政又翻开了吏曹的档案，查到了这位宁朔县长的资料。
“这位李县长出身于陇西李氏，今年已经任宁朔县长六年了。”
韦孝宽点头，这下子破案了。
北魏的官制，大县的长官为县令，小县为县长，都是任期六年。
六年正好是两次考课周期，如果两次考课优异就可以升迁。
而任何时代，官员考核的最核心两个因素，就是“税赋”和“治安”。
宁朔不是边境，夏州刚刚被苏将军征讨平定，治安上是没有问题的。
这时候要进步，就争的是“税赋”了。
但是按照苏泽重申的授田制度，朝廷能够征收的征税，其实就是“租”和“调”两种。
前者和土地挂钩，是根据田地亩数收取的田税，后者和人口有关，是根据户籍人口收取的人头税。
夏州各县安置六镇遗民，这件事是韦孝宽这些折冲府去筹办的，所以地方长官在户籍人数上没办法作假。
因为需要征收“调”的人丁是指成年的男丁，你任职县令再牛，也不可能一年增加一倍的男丁数量啊。
所以“调”上没有办法作假，只能在“租”上作假了。
韦孝宽和王思政确定了，这是一起为了多征收田租，而虚报辖区土地的案子。
这位李县长，实在是太想进步了！
韦孝宽叹了一口气说道：
“当年我在筹办折冲府的时候，这位李县长还给了不少便利，没想到他竟然是这样的人。”
王思政沉默了一下说道：
“虚报田亩，这是将军亲自下令要办理的重罪，这位李县长是撞在枪口上了。”
苏泽在这次考课的时候，就给政务堂和检校郎们提了具体的要求，列明了几种要严厉打击的重要过错。
其中李县长这种为了多征税而虚报田册的行为，是本地重点打击的对象。
没办法，官僚系统这东西，就是个左右摇摆的跷跷板，你一旦矫正了就会出现新的问题。
比如在苏泽来西北之前，因为升迁无望而对朝堂失望的关中官员，各个都是摆烂的高手。
既然你朝廷用的都是河东的高门，我们关西就一个陇西李是甲姓，还是五姓中凑数的，官员干的再出色，也追不上人家的起点，当官自然就是摆烂和捞钱两条路了。
缺乏上升通道，下面的人自然只能躺平了。
这个时候的基层官府基本等同于失灵，基本的政令都没办法传达，靠着和地方上豪族搞关系收足了租调上去，治安好不好就彻底随缘。
但是苏泽在关中坐大后，朝堂的权威又日益衰退，下面的官员又倒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我太想进步了！”
这位李县长就是典型代表，为了自己的政绩，也不管后任了，先把田亩数量登记上去，然后照着收税就行了！
反正李县长已经干满了六年，这次考课结束就要离任了，至于后任？
如果李县长升迁，按照官场上的做人守则，后任大概会捏着鼻子承认已经登记下来的田亩数，然后继续按照这个田亩数量收税好了。
至于百姓？
那只能苦一苦百姓吧。
甚至下任县长有概率为了自己的政绩，还会继续提高田亩的数量，反正自己也不可能在这个县做一辈子，只要在任上捞够了政绩就行了。
隋亡就有这一条教训，经历了隋代两位君主都不断清田，隋朝的土地数量，甚至超过了苏泽穿越前的耕地数量，比任何一个王朝的田亩数量都要高一个数量级！
要知道隋代的生产力是什么水平，那时候湖北湖南还是云梦大泽，江南还是大片的沼泽，岭南更是蛮夷之地。
这都是隋朝的基层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升迁，不顾百姓死活而虚报的田亩数量。
苏泽很清楚这点，他憋着一年不打仗，就是为了消化六镇遗民，给老百姓休养生息的。
根据他的判断，接下来就是持续的动乱，再也没有这样好的休养时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