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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个喜欢修长城的民族。
许多人不明白何以如此。其实，这个问题很好理解。正像中国人喜欢垒砌院墙，居住四合院的心态一样。再则，中原地区的古人驯化野生动物成就显著，给驯化成功后的家畜搭建棚圈也是应有之义，核心目的都是基于安全考虑。最初是院墙，进而是城墙，之后是国墙。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节省大量维护安全的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同时也是一种主权宣示。
有人对这种近似于绑缚自己手脚的思维方式嗤之以鼻，认为此等劳民伤财的做法得不偿失，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安全。
这么说话几近于放屁！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人思维去度量古人原始的自我保护行为，无异于耍流氓。不能因为有了汽车，就嘲笑自行车发明者的愚蠢；不能因为有了自行榴弹炮，就讥讽床弩的无用。同理，不能因为有了洲际导弹，就鄙视长城的防御作用。
决定安全的因素不在于物理意义上的防御设施，而在于思维方式和科技实力。当信息不畅，交通不便，力量投送不能及时到达前线的古农业时代，尽可能的建立起一道阻隔来犯者的防御墙有什么不好？长城是否绑缚了中华民族的手脚，不在于长城本身，而在于长城保护下的那些人是否具有开拓意识。选择在城墙里面安于现状，还是以城墙为依托向外扩张，完全取决于你追求目标的坚定性和获取目标的能力。
以中华民族先祖的聪明智慧，岂能不知道长城到底有没有实际作用？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哪一个诸侯国不是人才济济？仅仅一个“合纵连横”的战略方针，和现代国际间的大国博弈相比，哪一个更令人叹为观止？真以为古人不比现代人聪明？笑话！
就拿赵武灵王修筑抵御匈奴的河套长城举例。
当时的赵国都城在邯郸，黄河几字形包括的河南地以及河东的冀北至呼和浩特地区还是林胡人和楼烦人的牧场。深知匈奴骑兵强悍的赵武灵王，放下周天子分封诸侯的臭架子，虚心向匈奴人学习，举国推行“胡服骑射”，并取得了强兵富国的好成绩。
学成之后的赵国上下，首先拿林胡和楼烦试刀，并一举将两部游牧族群赶出阴往以北，狼山以西。同时在距离邯郸几千里之外且人烟稀少的阴山之脊筑起了长城。从此，肥沃的河套地区划归赵国版图。以至此后两千多年的日子里，河套始终没有脱离中华版图。如果不是“毫无用处的万里长城”阻隔，游牧民族的马蹄随时可以踏破山阙，横扫中原。
说一句占便宜没够的话：不用动手抢夺，仅仅靠修长城就能圈占土地。这么划算的买卖，傻逼才嫌弃呢！反过来想，如果没有长城这个明显的标志，周天子分封之外的土地，需要多少人口去占领？又需要多少军队去拼杀？所以，说长城是劳民伤财样子货的那些人，送你们两个字：傻逼！
骂爽了，书归正传！
中国境内的长城，最晚的修筑时间是明长城，最早的可以上溯到西周时期。
周王朝为了防御游牧民族俨狁的袭击，曾筑“列城”以防御边境。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争霸，互相防守，各自在边境上筑城御敌。最早的建筑当属公元前7世纪的楚方城。继楚国修筑方城之后，齐、韩、魏、赵、燕、秦、中山等诸侯国家有样学样，修筑了“诸侯互防长城”，以御外敌。与周王朝的“列城”和楚国的“方城”相比，其余列国修筑的长城真的是“长城”样式了。其中，赵国历史上修筑的漳滏、河套两道长城颇具代表性。
漳滏长城修筑于肃侯十七年(公元前333年)，主要是用以防御秦、魏两国的。具体位置在漳水北岸，今河北临漳、磁县、成安县商城镇一带。全长约四百里许。
河套长城修筑于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12年)。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赵武灵王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
学过历史的中学生都知道，所谓林胡是指今陕西榆林市以北，黄河以南的内蒙古鄂尔多斯核心地带，古称河南地。娄烦泛指恒山以西，黄河以东，五台山以北，阴山以南的这片区域。代指的是河北蔚县一带。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改革之后，军力大增。遂破林胡，逐楼烦于阴山之外，并下令修筑长城。东起今河北宣化境内，经尚义县，跨东洋河，进入兴和县而后走辉腾梁山、大青山南麓，经乌拉山而直趋狼山，止于高阙塞。
高阙塞就是赵武灵王所筑长城的西端终点，具体位置在东西走向的乌拉山与南北走向的狼山之间“人”字形缺口处一个台地断崖之上，由鹅卵石和青石片垒砌而成。塞城由南北两个相连的小城组成。北城建于战国时期，略成方形，边长约40米。南城建于汉代，呈长方形，东西长64米，南北宽48米。围绕塞城还有一圈石头垒砌的围墙。围墙与远处山包顶部的烽火台相连，成为长城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