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氏却苦笑道，“母亲大恩，我记在心里面便是。然而眼下一家四口，都等着米下锅，不卖了它，咱们如何能有活路？”
张应华长叹了一声道，“哎，按道理，这个月的俸禄，也应当到位了。但因为这个新上任的傅检教谕，一直呆在家中，从不曾来县学视事，大概也不曾前往户房交涉过，以至于我和三位同僚，手头陡然紧张起来。你这个银钗先不要当掉，我明天无论如何，也得去县衙户房一趟，别的不说，这俸禄总应当发下来了呗。”
沈氏却担心道，“你这样做，未必有些咄咄逼人，万一触怒了同僚们，将要如何是好？”
张应华回答道，“那也没有办法，走一步看一步吧。总不能全家上下，都跟着我喝西北风。”
这天晚上，沈氏从米缸中掏摸出了几十颗碎米，煮了一大锅米汤。全家上下，每人喝了好几大碗，一直喝到肚子鼓胀，实在是喝不下了，这才停了下来。
不管怎么说，总算是欺骗了肚子，感觉不饿了呀。
张应华膝下现有两个孩子，分别是大儿子张含光，现年十四岁，县学童生。小女儿张含亮，现年十二岁，跟着母亲沈氏操持家务。
因儿女们都有些年纪大了，再住在一间房子里，实在是不妥当。所以，平常晚上安歇时，便是由沈氏带着小女儿张含亮睡在一个房间，张应华带着大儿子张含光睡在另一个房间。
夫妻俩想要在晚间温存一番，都已是不大可能。
正常情况下，像张含光这种年纪，已经可以托人说媒，介绍亲事了。
但因为家中清贫的缘故，不但媒婆从不上门，张应华和妻子沈氏也不敢去找那些媒婆说事。
否则，真要谈婚论嫁，彩礼从哪里来？办酒的钱从哪里来？
想起这个事情，张应华更是头大。他想，要不就让张含光停学算了，反正也难有希望考中秀才，还不如先去附近的作坊、酒店，找一些活计先干上？多少也能补贴一些家用不是？
教职俸禄，州学正月米二石五斗，县教谕、府州县训导月米二石。
相比之下，州县首领官之禄，诸如内外官司提控、案牍、州吏目、县典史皆月米三石。
也就是说，同样是在县衙任职，傅检、张应华每月都只能领取二石米，按价值一两银子发放，而同僚高基典史、彭念主簿则每月能领取三石米，折合一两五钱银子。
更为关键的是，高基、彭念等人，都可以插手缉捕、监狱等工作，有的是上下其手、雁过拔毛、吃了原告吃被告的机会，自然是赚得盆满钵满。
大兴县衙部分机构从北平城中搬迁到紫檀堡之后，高基、彭念二人便立即在万柳园入手了一套二进四合院，由此便可以看出，他们手头都较为宽裕，财力格外不俗。
而作为大兴县学训导，张应华平常打交道的都是县学里的那些穷酸童生，即便有个别童生家境良好，但也不过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送上一些粮米鱼肉之类吃食，仅能偶尔改善一些伙食而已，对于提振家庭经济状况，显然是无济于事。
以至于县衙户房这里，不过是扣留了几日俸禄，张应华训导家中便青黄不接，需要当掉妇孺首饰来维持生计了。
“怪我，怪我。”
次日晌午，县衙户房刚传出吵闹声，周进便把张应华训导迎入自己办公室，一阵寒暄过后，当张应华训导主动提及俸禄发放一事，周进马上开口道歉，自承错误，态度好得不得了。
“这件事确实怪我。张训导想必也应当知道，我在那个桃李书院院长职务上，每年可以拿到数千两银子的分红。如今我出任署理大兴县令一职，每个月俸禄才值几两银子，我都不好意思对别人讲。我家大业大，人口众多，这点钱可能都不够我一天的开销。你说我心里又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因此，这些日子以来，我是天天呆在家中愁眉不展，借酒浇愁，以至于忘记了县衙同僚们还等着这个月的俸禄养家糊口。前几日，我去县衙各房查看，顺便去户房走了一圈。那个户房的董书吏很会做人，还曾向我提及过俸禄发放一事。但我因为不甚关心，没有理会这件事，害得张训导不得不上门讨要，这都是我周某人的过错啊。这里现有五两银子，张训导便拿去，多余的钱也不用找给我了，你们几人便分了吧，算是我向大家赔礼道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