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盘踞江源之时，常元与一群流民躲在了金马河边的一片沼泽中。由于常元读书识字明白不少道理，久而久之便成了这群流民的首领。霹雳军来到后先是委任了他为民兵连的排长，后因其表现突出升其为负责江源城守卫的基干连副连长。由于常家在江源根深蒂固，常元又擅拉关系，久而久之他在基干连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大老粗连长，获得了不少人的拥护。面临生存威胁之时，父亲临终遗言只是在夜深人静时，偶尔在心中泛起。随着生活的安定以及官位的上升，其父的遗言像种子一样生根发芽，逐渐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心中恢复家族荣光的愿望越发强烈。
常元之所以要投靠有血海深仇的蒙古人，是因为利益，更准确的是因为对霹雳军的田亩政策不满。土地不仅是农业社会的根本，同样是工业社会的根本。霹雳军的财税体系并不依赖田，而是靠工矿业和商业为主，但仍然极度看重耕地。收复了这三州（府、军）之地后，霹雳军实行的是“耕地有其田”的政策，对无主荒野只要耕种一定年限便可承认其所有权，且不收田赋。对于有主的荒地，虽不公开否认地契的效力，但要求地契主人不得将耕地荒芜，且必须自己耕种。这项政策让常元等前地主手中的地契，变得一文不值，这自然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这些人中有声言要向朝廷告状的，也有选择激烈对抗的。对此欧阳轩态度极为强硬，压下了管理层不同的声音。他绝不允许霹雳军治下出现土地兼并，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他无法容忍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
川西有句话叫“叫唤的狗不咬人，咬人的狗不叫唤”。对霹雳军乃至欧阳轩，常元虽然恨得牙痒痒，但并没有表露出来，相反他待百姓更加和气，待同僚更加殷勤，以致并没有人知道他的愤恨。实际上他利用霹雳军施政上的缺失和疏漏，暗暗煽动不满情绪，久而久之他身边聚集了一批对霹雳军心怀不满者，这些人中有利欲熏心者，也有漏网的水匪盗贼，更多的是游走好闲的市井无赖。就在夏收前，常元便悄悄和对岸蒙军谈好了价钱，准备将江源县作为降蒙的投名状，而蒙古人也许诺由他做江源县令，他底下那批蝇营狗盗之辈也各有封赏。
在常元的心中，恢复家族荣光是最紧要的事，至于这官是蒙古人的还是宋庭的，有那么重要吗？他心中早在盘算，做了江源县令，第一件事便是将那几千亩土地收回来，物归原主。地契上那些土地已被重新开垦出来，又成了一等一的良田。有了土地，自然还需要大量的奴仆，那些忤逆自己的人便是极好的奴隶来源。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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