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警务工作者，亚瑟深知审讯犯人的基本要领。
赫斯特之所以一开始嘴硬，无非是觉得他的背后是一个群体，而自己身为群体的一份子，自然会受到保护。
但可惜的是，在许多情况下，这只是一种错觉而已。
只要能够拿出一些证据和问题，让他认识到自己实际上已经与群体剥离，在这种情况下依然能够扛得住问责压力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
而且那种人大多不会干出在公务账单里单列一项‘医疗保健’支出的事情。
毕竟就连伯尼·哈里森先生这样的人去花天酒地也知道要花自己的钱，而不是在他任职的下院外事委员会的预算里动心思。
不过哈里森不这么干也未必是因为他聪明，而是因为他在伦敦实在是排不上号。
而港务局长至少在利物浦的这一亩三分地上能算得上是个头面人物。
至于在港务局内部，赫斯特局长更是可以做到说一不二的，而在自己的地盘上作威作福基本也算是各部门一把手们的通病了。
面对亚瑟抛出的问题，赫斯特很快就嗅到了一股‘我不是针对在座的各位，我就是单独针对你’的不妙气息。
面对着头顶上挂着‘**官厅和海关总署’两块衙门牌匾的亚瑟，赫斯特猛然惊醒，他终于意识到了，这里可不是被他视作安全屋的利物浦港务局。
而不安全感也进一步激发了人类趋利避害的天性，他很容易的就想清楚了一个道理——个人的最佳选择并非团体的最佳选择，反之亦然。
替利物浦协会挡刀子固然可以为他赢得当地乡绅的支持，但是如果海关总署因为账单问题把他从局长位置上撸下去，他要支持又有什么用呢？
势利眼是一种人类改不掉的恶习，人走茶凉更是放之世界通用的规则。
难道他还能指望这帮逐利的商人记住他的恩情吗？
当年财政大臣戈德里奇子爵之所以能够在爆出挪用公款包养情妇后还不被打倒，是因为子爵阁下的父亲是资深托利党人——格拉汉姆勋爵，他的舅舅是担任过爱尔兰总督的哈德威克伯爵，他的妻子是白金汉郡伯爵的女儿，他的连襟是外交大臣、左右了维也纳会议的卡斯尔雷子爵，而戈德里奇子爵本人同样是托利党坎宁派的领袖人物之一。
所以，即便当时戈德里奇子爵这事儿闹得伦敦满城风雨，但首相利物浦伯爵却并没有大动干戈的撤换他财政大臣的职务，而是选择了冷处理，仅仅要求他在下院做出公开道歉便草草收场。
而在大伙儿忘掉这件事以后，戈德里奇子爵甚至在新首相坎宁爵士病逝后短暂担任过半年的过渡首相。
虽然他这半年干得很糟糕，与辉格党联合组阁的计划也不成功，甚至被国王乔治四世怒斥为‘一个该死的、流着鼻涕的、哭哭啼啼的傻瓜’。
而看他不顺眼的国王也在忍了他半年后，最终命令屡次组阁失败的戈德里奇子爵当面向他递交辞呈，改由托利党强硬派领袖威灵顿公爵上台组阁。
而在威灵顿公爵上台后，戈德里奇子爵虽然短暂的淡出了大众视野一段时间，但是去年威灵顿内阁倒台后，这位比起国王还是更善于同女士打交道的爱哭鬼却如闪电般归来了。
在威灵顿内阁风雨飘摇之际，戈德里奇子爵宣布和托利党撇清关系，并率领托利党坎宁派的一众议员们倒戈相向。
坎宁派集体加入辉格党阵营，格雷伯爵受宠若惊、倒履相迎。为了表示对于戈德里奇子爵的重视，格雷伯爵刚一上任，便宣布了这位坎宁派领袖将在辉格党内阁中出任战争与殖民事务大臣的职务。
虽然这个职务比不上过渡首相和财政大臣，但是戈德里奇子爵好歹也算是绽放了自己政治生涯的第二春。
但港务局长赫斯特先生深知无论是背景还是人际关系，自己都不能和坎宁派的爱哭鬼大佬相提并论。人家可以活出第二世，不代表他也可以复刻这个成功路径。
如果他真有这个本事，那他就不是在利物浦港务局任职，而是应该在伦敦的公共工程委员会了。
对于赫斯特来说，下去了就是真下去了，他完全找不到翻盘的机会。
这个道理就像是达尔文头上的虱子，那是摆在明面上的。
赫斯特明白，亚瑟当然也明白。
虽然利物浦的港务局长看起来似乎与新门监狱里的囚犯天差地别，但是对亚瑟来说，审讯他比审讯普通罪犯容易多了。
赫斯特见亚瑟一直不表态，刚刚还一副轻松姿态的局长先生很快就坐不住。
他掏出手帕擦了擦自己油亮的脑袋，低声下气的暗示道：“黑斯廷斯先生，经费使用不规范是常有的事。这就像是奶酪上的洞，有的大有的小，但是想要没有，那是不可能的。而且，这算是港务局的传统了，小威廉·皮特出任首相之前，还没有整顿海关部门之前，他们弄得比这更糟糕。”
亚瑟倒也不着急表态，他只是笑着问道：“以前利物浦都是怎么干的？”
赫斯特一边擦着汗一边隐晦的回道：“这么说吧，18世纪的时候，你想在海关部门爬得快，娶个好妻子非常重要。当然，妻子好不好由你说了不算，得看她有没有获得上级领导的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