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历经的所有镇压行动中，在斯特兰德召开的那场抗议集会是规模最大的。根据我们事先收到的情报，当日将会有八千抗议示威者到场参与。从警察的眼光观察，参照过往的历史经验，如果放任如此大规模的抗议集会召开，届时如果冒出半点火星子，都可能把抗议活动演变为暴动。
所以，我在苏格兰场的高层警务会议上主动提出，应当用尽一切手段瓦解这次集会。为了降低参会者的数量，我首先去见了激进派领袖弗朗西斯·普莱斯先生，他是边沁先生的崇拜者，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曾经与他建立了一定程度的私人关系。
我给了普莱斯先生一个恰当的交换条件，我告诉他只要他不带着他的支持者参加位于斯特兰德的那场集会，他们在其他地方搞抗议集会，我们绝不反对，并且我们还会保证他们在集会过程中的人身安全。普莱斯先生十分慷慨的接受了我的请求，因此在斯特兰德的集会召开前，示威者人数就已经削减了三分之一。
而在斯特兰德的集会开始前两个小时，我就已经命令警队在各个通往斯特兰德的主要道路上加强警力部署。用前方正在修路或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等等手段，来劝返、分流那些打算赴约的示威者。不过这一点并不是苏格兰场独创的，朱塞佩，你们打算在热那亚发动起义那一天，意大利警察也用了同样的招数。”
加里波第趴在倒转的椅背上，认真的请教着：“所以说，警察的行动要比我们预想的更早？你们在意的不是抗议集会，而是集会的规模？”
“没错。”
亚瑟开口道：“小规模的集会很难对政府构成威胁，就算这种集会上出现突发状况，顶多也就是街头械斗的级别，一个小队的警力就能将局势控制住。但大规模的集会，则是所有政府的梦魇。即便集会召开者一再承诺，这是和平的抗议集会。但是，站在我的立场上，我不能相信他们的话。
因为不论是根据历史记录，还是根据五月份最开始的几场大规模集会的教训，我发现这些集会的最好结果也是引发一场城市骚乱。哪怕这些人里面有十分之九都是和平示威者，但余下那十分之一造成的破坏就已经是警察部门无法忍受的了。
每次发生类似的集会，轻则打砸店铺、抢劫偷盗，重则袭击官邸、焚烧教堂、攻击监狱。我之所以会建议内务大臣提出《特别警察法案》，便是由于布里斯托尔发生的一场为期三天的暴动。在那天当中，整个布里斯托尔接近三分之一的房屋与政府机构都遭到了打砸或者焚烧。”
加里波第闻言不以为然道：“但这些不都是革命发生时必须经历的吗？”
“朱塞佩，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话，那军队镇暴同样是革命必须经历的。”
亚瑟开口道：“自从布里斯托尔的暴动发生后，英国陆军就在伦敦周边地区部署了超过一万人。不列颠最终没有大规模出动军队，不是因为我们的政府比法兰西政府怀柔，而是因为局面在军队大规模出动前就已经控制住了。你可以做那十分之一的暴力示威者，但是作为警察，我还要考虑剩下的十分之九。”
加里波第听到这话，不由得将目光转向一旁的大仲马：“亚历山大，看来事情让我猜中了。不列颠的状况看来和我们在意大利见到的差不了多少，甚至意大利还要更糟糕，我们连十分之一的比例都占不到。”
作为去年伦敦暴乱的亲历者，虽然大仲马很不想承认，但是在亚瑟如此坦诚的态度下，他还是鲜有的替老朋友说了句话。
“朱塞佩，其中还是有点区别的，英国最少真的通过了《议会改革法案》。虽然作为一个法国人，我天生就讨厌威灵顿，但是我还是得说，他在去年六月改革最后关头的让步至关重要。在军事上，他是拿破仑的对手。但是在政治上，他简直就是反向罗伯斯庇尔。虽然英国政府同样干了不少混蛋事，但是每次在关键节点上却总能有人及时调头。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英国人有着其他国家不具备的好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