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波第捏着下巴琢磨道：“我觉得这或许是由于他是个农民？这次起义失败给我的最大教训就是千万不能让农民加入我们的起义军，他们不仅缺乏战斗精神和纪律性，而且忠诚度也存在疑问。马志尼在制定计划的时候根本没有预料到，意大利的农民对我们的革命活动居然会表现的如此冷漠。
他们不仅不跟随我们，有的甚至还向政府通报我们的行踪。当年的烧炭党起义也是如此，教皇的旨意一从罗马传出，这帮农民便立马站到了烧炭党的对立面，他们受地方利益和宗教传统的影响实在是太深了。”
大仲马听到这话，立马联想到了亚瑟那不牢靠的宗教信仰，还有他反复在两党之间横跳的动作。
或许这个约克农民确实受到了传统观念的影响，但是大仲马敢肯定，他总体上还是个新潮的农民，而伦敦塔下的那句‘我们在此，是为了不列颠’也展示了他具备极强的‘战斗精神’和‘纪律性’。
但大仲马也不愿意将这一点说破，因为如果亚瑟真的是个新潮农民，那他亚历山大·仲马岂不是与一位天生的反动派交了朋友？这样的说法简直比说他和全巴黎的女演员有染还要恶毒。
大仲马委婉的开口道：“不过你们大可以放心，我敢保证，他对你们并没有敌意。因为根据我对他的了解，如果他真的对你们感兴趣，你们现在就不是在哥廷根的旅馆，而是在美因茨或者法兰克福的大牢里了。”
“这正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
加里波第站起身道：“我们这些意大利通缉犯来到哥廷根已经一个星期了，然而他却一点要抓我们的意思都没有。甚至于，我们的起义款项当中还有一万法郎是他赞助的，他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大仲马闻言禁不住吐槽道：“这也是我想问的。反动，但又没有反动到底。进步，但又只是进步一点点。一面镇压伦敦塔下的示威者，一面又赞成《英国佬》刊登反对《新济贫法》的文章。如果放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他这样的家伙就是两头不讨好，无论谁执政都得上断头台，但他偏偏又在伦敦混的风生水起。”
靠在墙边的努利微微摇头道：“亚历山大，你这是忘了我们亲爱的驻英大使塔列朗吗？依我看，像是黑斯廷斯先生这样的人反倒更有可能在那个年代活下来。”
大仲马撇嘴道：“阿道夫，他和塔列朗只是表面看着像，他们的手段同样肮脏，但是至少在塔列朗的口中，他的底线是相当清晰地，不论谁当政都不会动摇。他喜欢那个大革命前的法兰西，并且坚定不移的认为那样的法兰西更好。
至于我的那位朋友，天知道他的底线是什么，他的底线总是随着政府路线不断动摇。如果说他觉得有什么是不能变的，那就是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警察，只不过他对警察职责的界定貌似也与法律明文规定的不一样。从这方面来说，他更接近富歇。
不过或许你说的是对的，也许他这样的家伙在大革命时代更能发光发热，平静的日子发挥不出他的能量。就像那句谚语说的那样：最卑鄙和最邪恶的行为也最需要气魄和才能。这些搞地下工作的人身上都有一股桀骜不驯的力量，如果不是逼不得已，极端需要，谁也不想用他们。
只要局势但凡可控，拿破仑都会坚决拒绝重新任用富歇，重建他的警务部。只要他能做到坚强有力，不犯错误，皇帝并不需要这种令人担心、过分聪明的仆人。但很显然的是，他是不可能不犯错的，也是不可能万事都自己搞定的。
他需要一个机敏灵活、毫无顾忌的助手，帮他青云直上，坐上第一执政的位置。而当他不愿再做法兰西公民当中的第一公民，而想要成为凌驾于所有臣仆之上的凯撒时，他就又需要一个安东尼来支持他了。”
努利听到这儿，走到桌前拿起那份报纸又看了一眼。
只见他笑了一下，开口道：“确实，没收到上峰命令，却敢下令警队直接开枪，这确实有富歇的作风。这让我想起了1809年拿破仑出兵奥地利，结果英国人趁机在瓦尔赫伦岛登陆，打算直捣巴黎那件事。当时无论是内阁里的所有人都坚持需要等待皇帝的旨意，然而富歇却当机立断，越过总理大臣和国防大臣，直接以皇帝的名义在各省征召国民自卫军，扑灭了英国人的进攻。
总理大臣和国防大臣的控告信，接二连三的投诉纷纷传到皇帝手里，他们控告富歇胆大妄为地擅自干了些什么事情：他招募国民自卫军，宣布全国处于战争状态，还用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所有人都以为拿破仑会惩罚这种大不敬的行为，撤掉富歇的职务。但令人惊讶的是，皇帝居然一反众议，认为富歇果断行事，迅速出手，完全正确。而遭到皇帝斥责的，反倒是总理大臣和国防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