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苏格兰，这种情况甚至更为糟糕，苏格兰的33个郡有效选民只有不到三千人，平均不到百人选举一个议员。
如果把这个视角拉到全国，在英格兰、苏格兰、威尔斯、爱尔兰的2400万人口中，仅有40万人具备选举权，这个比例只占到成年民众的不到3%。
除此之外，在各个小选邑中，裙带关系错综复杂，议员席位几乎和土地绑定在一起，成了部分当地贵族祖辈相传遗产的一部分。兰开夏郡的议员从17世纪开始就一直姓丹比，坎伯兰郡的议员则总是姓兰斯德。
如果当地有两个豪族，那么他们会约定成俗的派出两位候选人，这种二选二的选举对于议会政治毫无意义！
而且在拉票活动中，各种舞弊与**现象也屡见不鲜！在这种情况下，马车接送、宴请选民、馈赠钱财礼品的行为都算是比较文明的了！
更为人不耻的是，有的大土地所有者还会威胁手下佃户，如果他们不把票投给某人，那么他们便会在下一年提高地租，甚至于直接剥夺他的佃租权利。
甚至还有家族为了议员席位带着家丁扈从与竞争对手大打出手、致人伤残！然而，我们的政府却对类似的情况充耳不闻、装聋作哑！这难道是一个负责任的内阁所能做出的行为吗？”
威灵顿公爵听到这里，纵然镇定如他，不由猛地皱紧眉头。
但好在他一早就知道辉格党肯定会借机发难，所以他对于如何应对这种情况也事先留有预案。
威灵顿公爵翻开摆在自己面前的材料，一边翻看着由常务次官提供的资料，一边应付道。
“在选举过程中采取暴力与贿赂行为当然是令人所不耻的，但是我不知道格雷伯爵手头的资料到底是从何处得来。据我所知，目前不列颠境内的暴力竞选与贿选情况比之十几年前早就大有改善，议会民主化进程稳步提升。
现如今的候选人们比之粗鲁的先辈，更喜欢在大选召开几个月以前亲自向选民游说、挨家挨户探访，财富充足的则喜欢雇佣律师、作家在报纸上为他们的政策与竞选理念大加宣传，还有不少候选人的贤内助也纷纷走上街头在竞选集会中支持丈夫的事业。
而在我们托利党内部，也鼓励所有有志于竞选议员的候选人们与当地教区牧师多多联系，将牧师的布道活动与议员竞选活动进行结合，让选民们在聆听福音的同时，也多多参与国家的未来决策。
方才格雷伯爵提到了他的资料来自于‘人民之友’协会，这个协会根据内阁的了解，应当就是由格雷伯爵本人赞助的。至于他们的数据来源是否可靠，我不认为我可以在这里妄下定论。
或许他们所说的情况依然存在，但是我们托利党的议员向来遵纪守法，依照光荣革命后流传的精神进行选举。所以，我恳请格雷伯爵不要将辉格党选区内发生的情况套用在全国各地的每一个地区。”
威灵顿公爵的语气听上去很平静，但实际上每一句话都夹枪带棒，妄图激怒格雷伯爵。
但格雷伯爵这样经过托利党几代党魁捶打的老油条，显然不是罗素勋爵那样容易被激怒的。
格雷伯爵开口道：“是吗？阁下认为托利党不存在我列举的上述情况？”
威灵顿公爵回道：“情况已经大为改善。”
格雷伯爵听到这里，只是翻开材料陈述道：“那我们就由远及近慢慢分辩吧。据我所知，在1784年大选中，贵党的法尔默斯勋爵为了三个席位花费9000镑，蒙特勋爵为6个席位花费13000镑，蒙塔古勋爵则比较精明，他只用了4000镑便拿下了2个席位，以上材料可并非是由‘人民之友’单独调查的。请问首相是否承认存在这样的情况？”
威灵顿公爵冲着议长道：“议长先生，我想您必须得提醒伯爵阁下，现如今是1830年，如果他真想这么论的话，完全可以上述到征服者威廉时期。而且我方才也说了，各种**现象确实依然存在。
但是除了**选区以外，我们还有许多模范选区。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剑桥大学与牛津大学这两个选区，凡是在牛津与剑桥就读的学生，都会自动取得大学选区投票权。试问全世界还有比这更加宽松的议会投票制度吗？”
格雷伯爵听到威灵顿公爵提到两个大学选区，瞬间便像是抓住了制胜法宝一般，他当即开炮道：“好！既然首相愿意主动提及大学选区，那么我这里还有两个问题需要您向我澄清。牛津与剑桥确实是整个不列颠的选举典范，但是我不知道首相是否知道存在这样的情况。
那就是牛津与剑桥的学生不仅可以在大学投票，而且还可以同时回到家乡投票。其他地方也同样如此，只要某人在数地拥有足够的不动产，他就自动取得了多地投票权。这种不是按人头分配，而是仅仅按照财产判断的选举制度，首相认为是否存在漏洞呢？”
威灵顿公爵听到这话，手心里禁不住冒汗，他虽然知道格雷伯爵很难缠，但没想到今天居然难缠到这种程度。
他烦躁的翻动着手头的材料：“我希望伯爵阁下在提问之前能够先去了解一下不列颠的选举申诉检举制度。对于这些不公平的现象，例如一票多投、计票不准、贿赂选民、暴力恫吓等行为，落选的竞选人及其支持者随时随地可以向议会递交揭发检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