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官府可以具体操纵利息，于是便成为官府辗转放高利贷、收取利息的苛政。
除此之外，其他的杂税就更多了，如“牛皮税“、“契税“、“头子钱”等，种种税赋加在一起，对于百姓的负担甚至比正税都要多。
要说这些钱真到了国库里面，李皓也就不多说什么了。
可实际上，这之中大部分银子都进了贪官污吏的口袋里面，却偏偏让朝堂当了靶子。
而且还因为农民的负担加重，导致自耕农阶层的越发稀少，从而加速了土地兼并的速度，将土地集中到了一小部分人手里。
当然，李皓现在就属于这一小部分人，只不过相对李皓对于土地没那么多执念罢了。
另外除了针对百姓的农税有问题之外，商税这里问题也很大。
原先李皓对于收税的关卡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毕竟从头到尾李皓都没真的走过商路。
直到这次，李皓才发现大宋的税关有那么多，足足两千两百多个税关。
而且因为大宋不像现在那样，账目什么的都能清晰统计，直接按交易数额来交税就行。
而是主要分为住税和过税两大类，其中过税是向转贩货物的商旅征收的税，按其货价的2%收税。
住税则是开设店铺的商人在当地出售货物或行商到达住卖地分出卖货物，该地税务按物价的3%收税。
虽然按照道理来说，过税交完一次之后会有相应凭证，是不需要再交第二次的。
但就李皓了解到的情况，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重复收取过税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对于正常的商业活动造成很大的损害。
因为这样一来，小工商业者由于沉重的商税压力，必将无以为继，而拥有雄厚财力的巨商和拥有官面背景的官商则越发能扩大其资本实力，肆行兼并。
等于无论是土地还是商人，最终获利的永远都会是官员士绅阶层。
要不是宋代官员士绅阶层只是免除徭役，赋税还得照交不误，否则大宋估计比明朝都穷。
面对这种情况，李皓自然是想要对税赋进行一次变革的，首要目标就放在商税上。
倒不是说商税比农税重要，而是从某种程度上说，改革商税比改革农税触动的利益集团小。
毕竟别看商税上交的钱比土地上多，但大宋士绅对于土地的热爱终究比单纯的钱财更为重视。
在明确了目标之后，李皓便派出了人手，对全国所有税关进行一次统计，相应只在一些重要的交通要道上设立关卡。
反正宋代又不和现代一样，交通四通八达的。
在这里，你想运大宗货物就只能走官道，路就那么一两条，换条路你就指不定跑哪去了。
除此之外，李皓还想彷照现代的营业执照，给商户做出了一套户籍系统来，以后想要经商就必须到官府领照才行。
但后来在与下属的商量之中，李皓就绝了这个想法。
一来是操作麻烦，毕竟这个年代没有电脑，这种不统一样式的东西，全部得由人力来写，工作量很大。
二来这个各地官府想要相互配合也不容易，而且这个防伪的事情也难做。
当然最重要是第三点，李皓实在是对地方官员没有信任，现在他们都如此猖狂了。
要真让这些人去控制商人的进出，这些人还不得翻了天。
所以李皓最后决定，先对收税的人进行一番整顿，将中央和地方上收税的两套体系结合起来。
不过此举是在对地方权力的压制，为了避免遭受各州府官员的反击而失败，所以在这件事上，李皓尤为慎重。
首先，李皓需要得到欧阳修的支持，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绝对优势。
可让李皓没想到的是，欧阳修在听完李皓的话后，直接让李皓先停下来，不要着急。
说是等富弼回京之后，再来一起商议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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