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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上已经向国民政府提交了驻上海八办的名单，伯特利医院的那位同志的名字也在里面。”彭与鸥喝了口茶水，说道。
程千帆惊讶的看了彭与鸥一眼，没想到彭与鸥竟然想到了这个办法、几近完美的解决了危机，他心中暗暗点头，赞叹不已。
国立复旦大学正在为秋季开学做准备，轰隆而过的日军飞机，倾泻在校园里的炸弹，江湾镇周围越来越近、震耳欲聋的枪炮声，打散了复旦师生对新学期的憧憬。
以目前的形势来看，复旦大学可能将向学生们发出校史上首个‘取消开学’的通知。
复旦大学副校长南轩先生在学校内部会议上表示，‘怀着“本校传统的爱国精神，绝不许我们在敌人铁蹄下开学“的信念，’学校要为上海可能沦陷做准备：
学校要开始整理、从日机的轰炸下抢救重要档案、文史资料、重要仪器，做好撤离上海的准备。
其中，包括复旦大学，以及已经部分提前撤离上海的同济大学等等高校的历史教授们也接到了任务：
编写、保护历史教材，告诉子孙们我们是炎黄子孙，是中国人，避免亡国灭种！
鉴于复旦大学目前的情况，出于安全考虑，白若兰也不能在新学期来学校旁听。
程千帆借口来为白若兰领取课本和讲义，顺理成章的和彭与鸥会面。
……
针对伯特利医院之事，程千帆同彭与鸥进行了严肃的讨论：
如何避免我党同志因为孩子们无意间的举动而暴露。
讨论的话题有些可笑。
孩子的天性是纯真的，孩子们何其无辜。
但是，现实却是无比残酷的。
类似的事件此前也曾经发生过。
最著名的莫过于任培国同志当年在公共租界被捕之事。
当时，任培国同志前往靠近杨树浦工厂区一幢石库门的二层楼房，参加秘密会议。
不过，此住所已被公共租界巡捕房侦知。
在任培国尚未到来之时，巡捕房巡捕已逮捕了三名提前赶到的与会同志，巡捕行动迅速，以至于同志们没有来得及发出示警讯号。
任培国来到会议地点后，见门上并没有显现出事的信号，以为一切正常，便信步登上台阶，敲响了房门。
门刚打开一半，警觉的任培国立刻发觉情况异常，转身即欲离去，但为时已晚，多名巡捕冲出来，双手按扣住他。
一个便衣巡捕逼迫住守该机关一位女士，说出任培国的身份和姓名。
这名女士是郭亮烈士的遗孀李灿英同志。
抱着牺牲之决心的李灿英坚决表示“不认识来人”。
任培国也立刻解释说走错房门了。
但恰在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李灿英有个三四岁的儿子，名叫郭志成，是李女士和郭亮烈士的儿子。
任培国非常疼爱这名烈士子女，经常从自己微薄的生活费中省钱出来给孩子买糖果，补充营养，故而孩子与他很亲近。
雨雾中，三岁的小志成辨认出了自己的“任叔叔”后，便一下子扑了过去，亲热地依偎在任培国身上……
如此，任培国被捕。
不过，他始终没有暴露真正的身份，再遭受了三十多天的严刑拷打，依然不承认自己是红党。
而当时正领导特科的翔舞同志亲自指挥，设法托关系、又请律师、打官司，将任培国同志营救了出来。
程千帆和彭与鸥讨论一番，依然没有太好的办法解决类似事件。
革命同志也有爱情，也要结婚生子。
说句最直接也最残酷的话，没有了孩子们，同志们牺牲了，谁来继续革命！
而且，在地下潜伏工作中，有了家庭，有孩子们的存在，本身便是很好的掩护。
所以，这种情况是无法完全避免的，只能更加谨慎小心一些。
不过，彭与鸥接受了程千帆的建议：
潜伏人员，禁止在平素生活中向孩子们提及任何可能暴露身份的事情，譬如说，具体到此事，不能教导孩子们认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之类的标语性质文字，具体到以后，考虑到上海可能沦陷之情况，便是不能教导孩子们认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类的标语性文字。
可以教导孩子识字，但是，不能针对性的教导标语性文字。
这看似是一件小事，但是，无论是程千帆还是彭与鸥都是格外重视。
……
程千帆向彭与鸥汇报了刘波被引渡之事，特别提及了刘波在被押上囚车之时高歌《国际歌》的场景。
“这一幕实在是太震撼了。”程千帆摸出烟盒，他看了一眼窗外走过的同学们，没有给彭与鸥递烟，而是自己抽出一支烟，然后随手将烟盒放在桌面上，请彭与鸥自己拿。